鲁迅胞弟周作人是我最不喜欢的民国名人之一，他对内，尤其对鲁迅极其嚣张跋扈，对外，尤其对日本人，包括日本妻子却极其怂，可以说是软如柿子。每次提到周作人，都让我有一些不好的联想，尤其想起那些对外国人奴颜屈膝，对本国国民却各种打官腔、拿架子，甚至凶神恶煞的所谓官员。 如今北京八道湾胡同的砖墙早已斑驳，但九十二年前那个夏天发生的故事，至今仍像根刺扎在人们心里。 周作人病逝五十八年后，当游客驻足鲁迅故居时，总忍不住问：那个用铜香炉砸亲哥脑袋的文人，怎就活成了最不堪的模样？ 时间倒回1947年冬天，南京老虎桥监狱的探视窗口结着冰碴。 62岁的周作人裹着破棉袄，哆嗦着在申诉书上按下手印。 这份写着＂我为保护北大校产才留平＂的材料，最终换来14年刑期。 监狱外，他的日本妻子正把最后一件和服典当换钱——这个曾逼得鲁迅连夜冒雪搬家的女人，到死都改不掉用日本香膏抹头发的习惯。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八道湾四合院的葡萄架下就埋下了祸根。 1923年7月14日，鲁迅突然关起门在自己屋里开伙。 四天后，周作人送来绝交信，开头直呼＂鲁迅先生＂，结尾那句＂自重＂像把刀子。 那天后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羽太信子逢人就说大伯偷看她洗澡，可西厢房窗前的花丛长得比人还高。 更荒唐的是八天后。 当鲁迅回来取书时，平日说话都轻声细语的周作人，抄起铜香炉就往兄长头上砸。 他特意叫来两个北大教授＂评理＂，任由日本妻子用最难听的话辱骂兄长。 在场的老妈子后来跟街坊嚼舌根：＂二先生骂大先生时，眼睛瞪得比廊下的灯笼还红＂。 这对兄弟本不该走到这步。 1906年东京雨天，22岁的周作人缩在哥哥租的榻榻米上发烧。 鲁迅冒雨背着他连跑三条街找诊所，自己淋得透湿。 后来周作人娶了房东女儿，鲁迅二话不说放弃学业回国挣钱，每月雷打不动寄来60块大洋——够普通人家吃两年。 可自从羽太信子管了家，八道湾就成了无底洞。 日本进口的雪花膏、西洋定制的雕花床，连孩子摔跤都要请东交民巷的外国医生。 鲁迅看不惯弟媳挥霍，却不知周作人早被枕头风吹昏了头。 有回信子弟弟来串门，当面拆穿姐姐装晕倒的把戏，周作人竟装作没听见。 最讽刺的是抗战爆发时。 鲁迅坟头草已三丈高，周作人却换上长袍马褂，天天往日军司令部跑。 他给日本人编的教材里，把＂九一八＂写成＂地方事件＂，还帮着调查华北矿藏。 东京报纸吹捧他是＂中日亲善使者＂，他却跟学生狡辩：＂我这是曲线救国＂。 晚年的周作人住在北京破败小院，靠写回忆录换酒钱。 这个曾把亲哥赶出家门的文人，如今倒惦记起哥哥的遗产。 他四处散播＂鲁迅写文章爱编故事＂，连父亲临终场景都要质疑。 有次醉酒后跟邻居嘟囔：＂要不是大哥管得太宽...＂话没说完就栽倒在煤堆旁。 八道湾的紫藤今年又开花了，花瓣飘过西厢房的格窗。 当年周作人摔碎的青瓷笔洗，裂缝里还渗着墨痕。 或许他至死都没明白：那个替他挡了半辈子风雨的人，本可以成为他最坚实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