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7日下午，地下党胡有猷正在教室里上课，突然有人敲门，让他赶紧到院长办公室去一趟。胡有猷感觉情况很不妙，他发觉可能出意外了，但他还是去了校长办公室。 1949年以后，在重庆、贵阳等地的亲属间，常有人提及那位始终为民族前途奔波的志士——他在多处秘密活动，也时常更换栖身之所，最终却未能迎来胜利曙光。人们追忆他的一生时，总会回溯到他早年独立思考、投身救国行列的经历，也会提到他与家庭之间的种种波折。 他诞生于贵州一座小城，幼年时家庭并无经济压力，可命运却骤然转向。一次突如其来的水患带走了父亲，这让原本平稳的生活陷入动荡。母亲独自担当家务，还得忍受匪患横行的扰乱，支撑不易，但她仍然把目光投向教育，努力把他送进城市的学堂。自少年起，他对文字创作和外语都有兴趣，时常把读书心得整理成多本笔记。后来，连同那些诗文在大动荡时期被毁，大部分手稿散失，只余少量被亲朋收藏。 1930年代之初，他在省城求学时，恰逢山河形势严峻，华北已陷敌手，忧国热潮四处蔓延，师生们也纷纷走上街头。他在校期间与同道共同组织了声援行动，宣扬团结御侮的重要性。随后，他又协同好友草拟了章程，在校内校外积极宣传抗日之理，力图唤醒更多青年投入时代洪流。不久后，他自教师范毕业，又在新的院校里继续学习；也在课余时间创办刊物，吸收进步文章，联络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返回贵州继续读书，并借助一些书社发行的出版物，组织“读书座谈会”，联络了一批同样热血的年轻人，探讨救亡道路。由于立场鲜明，他很快便被警察盯上，被羁押后才在亲人帮助下得以释放。离开囚禁场所后，他一面执教于中学，一面继续往来进步团体，想方设法用各种形式宣传反侵略思想。他还在闲暇时刻学习俄语，以期未来有机会到更广阔的地方汲取革命学说。 后来，他决定奔赴延安，但时局剧变，通向陕北的道路充满危机，计划没能实施。党组织同意他在重庆的社团工作，用合法身份在社会上活动。他留在陪都那几年，耳听目睹了特务势力的疯狂，仍然不肯退却，利用教育者的公共身份继续发展青年骨干。重庆局势紧张时，他的亲人本想让他回乡或借高官之职避过风浪，但他拒绝了所有劝说，将个人前途置之度外，坚持为革命大业贡献所能。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在西南某座秘密监所里，有三十位地下工作者被从狭窄牢房中带走，当晚他们被押解至山城郊外，全部遭到枪杀。遇难者之列，包括曾参与当地学生运动、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的胡有猷。多年以后，关于他如何被捕入狱、何以在牺牲后又一度未获正式烈士名分等种种经历，才逐渐被后人梳理并证实。 一九四七年暑期，他曾不顾酷热前往主城区一处居所与下属党员联络，传达了新的组织安排，要求他们把院校中的学生积极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国民党方面的压制。此后，北碚的运动行动频频，对当局形成较大威慑。到了一九四八年春天，局势渐趋恶化。上级突然警示各地下人员提高警惕，暗示内部已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叛变迹象。胡有猷获知后，迅速通知相关同志，着手销毁文件并设置各种隐蔽措施。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他在学校给学生上课时，被便衣带走。对方对他严密看管，并且一路寻找其他潜在目标，企图连根拔除北碚地区的党组织。他在押送途中，对特务的试探性询问一概予以回避，后来又目睹特务准备诱捕其他同志，便机智地用身体暗示提醒友人家属采取应对，使多位同志及时隐蔽。 被押往北碚某旅馆后，敌人采用严刑方式进行审讯，想从他口中得到更多名单。当时，新近叛变者已向国民党供出若干人的基本信息，使局势加倍危急。胡有猷面对责问，一再坚称与指名的同学或同事并无关联。他在体罚逼供下始终拒绝承认旁人身份，成功保障了北碚及周边区域的地下队伍。此后，他被移送至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监所。那座阴暗潮湿的楼房囚禁着大量政治犯，胡有猷在其中度过了十九个月的非人囚禁。 在狱中，敌人借助各种手段，想进一步瓦解被关押者的意志。他们还办了名为“新生”的内部墙报，逼迫在押者写文认错。由于胡有猷在外时常给报刊撰稿，特务尤为关注他的态度，却一次次遭到拒绝。他继续同难友保持联系，也时时提醒旁人提防软硬兼施的策略。根据出卖者留下的文字记载，曾有多位学界同志被逮捕，但由于胡有猷在关押期间不予配合，这些同志的具体身份并未全数暴露。直至同年七月，监牢里仍不断增添新犯，敌方审讯力度日益加大，可他宁死不招，依旧否认被抓者与党组织的真实关系。 一九四九年春末，统治者气数已尽，遂企图大肆屠杀政治犯。胡有猷在狱中目睹特务随意毒打同室的年轻人，也当场挺身发声制止。后来，他和一批坚守信念者被列入秘密清除的重点名单，最终被押往电台岚垭集中枪决，牺牲时年仅三十七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