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马承源在香港的一家古玩店闲逛，看到角落里有一套青铜编钟。马承源问价，

1990年，马承源在香港的一家古玩店闲逛，看到角落里有一套青铜编钟。马承源问价，店主暗喜，直言道：“六万港币，你要的话五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香港，正是中国古董和文物流失最严重的时期。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通过各种途径流向海外，香港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文物外流的重要中转站。 香港的古董市场一片繁荣，各种古董商店鳞次栉比，每天都有大量的买家和卖家在此进行交易。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物贩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灰色产业链。从内地盗掘的文物，经过层层倒手，最终通过香港流向国际市场。 这些流失的文物中，不乏国家一级文物，它们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印记。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开始了他在香港的＂文物寻宝＂之旅。作为中国最权威的青铜器鉴定专家，他深知这些流失文物的重要价值。 马承源经常以普通收藏家的身份出现在香港的古董街。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找回那些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 这种工作并不容易，因为香港的古董市场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许多文物商人为了利益，不惜制造赝品混淆视听。 但马承源有着过人的专业眼光，他能从繁杂的古董市场中发现真正的珍品。这种能力来自于他数十年对青铜器的研究和实践。 在香港的古董市场，马承源不仅要面对高昂的价格，还要与国际买家竞争。那个年代，很多外国收藏家和博物馆都在香港收购中国文物。 马承源频繁往返于上海和香港之间，他的每一次香港之行都带着明确的使命。他要在这个文物流失的集散地，为国家挽回更多的文化遗产。 这种工作需要极强的专业判断力，因为在古董市场上，一个判断失误可能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这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工作，因为每一件流失的文物都可能永远地离开中国。 马承源在香港的工作方式非常低调，他不愿意透露自己博物馆馆长的身份。这种低调不仅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关注，更是为了能以更合理的价格购回文物。 1990年，马承源像往常一样在香港的古玩店间穿梭。在一家不起眼的店铺角落里，他发现了一套蒙尘的青铜编钟。 这套编钟由14枚钟组成，虽然表面略显斑驳，但整体保存完好。马承源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些编钟的制作工艺与常见的青铜器有所不同。 传统的青铜器制作，都是先制作模具，再将青铜液体浇注其中。但这套编钟却是先铸造成型，随后再在表面刻上铭文，这种工艺方式在当时十分罕见。 店主见马承源对这套编钟产生了兴趣，立即走上前来。这位老板开价六万港币，但表示可以优惠到五万。 在1990年，五万港币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对于一套青铜编钟来说，这个价格又显得异常便宜。 店主解释说，这套编钟此前已经请多位专家鉴定过。那些专家都认为这是一套赝品，原因就是其特殊的制作工艺。 马承源却从这些编钟的形制、纹饰和铸造工艺中，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价值。这些特征都指向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在古代，青铜编钟是重要的礼乐器具，它们多用于宫廷或贵族的重要场合。每一套编钟都需要经过精心设计和制作，才能发出和谐的音律。 这套编钟的音律编排显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平。虽然存在与传统不同的制作特点，但其工艺水准却显示出不俗的制作背景。 在经过反复观察和研究后，马承源更加确信这套编钟的价值。他决定想办法筹集资金，将这套编钟买下。 店主显得很有信心。他认为即使马承源不买，这套编钟迟早也会被其他买家看中。 在古董交易中，价格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真正重要的是对文物价值的判断。 店主之所以愿意给出这个价格，很可能是因为此前的专家鉴定结果影响了他的判断。这也给了马承源一个难得的机会。 这场交易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它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买卖，更是一次文物价值判断的较量。 对于马承源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文物收购，更是一次抢救流失文物的机会。 最终，马承源下定决心要购买这套编钟。他开始联系朋友借钱，准备完成这笔交易。 1992年，山西运城考古队在一座晋国古墓中有了重要发现。考古人员从墓葬中发掘出两枚青铜编钟。 这两枚编钟的发现立即引起了考古界的轰动。因为从制作工艺到形制特征，这两枚编钟与马承源在香港购买的14枚编钟完全吻合。 通过对比研究，专家们确认这些编钟原本是一套完整的乐器。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马承源的判断，更揭示出一段文物流失的历史。 这套编钟很可能是盗墓者从晋国墓葬中盗走，后来经过多次转手，最终流落到香港古董市场。这个发现也反映出当时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 这套完整的晋国编钟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它不仅展示了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制作工艺，更为研究古代音律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专家们通过对编钟的详细研究，发现它们音律和谐，制作精良。这表明晋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青铜器制作技术。 由于这套编钟的特殊价值，2002年它被列入了国家首批禁止出境文物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