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女知青萧芸冒着生命危险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改变了8000万知青的命运
那一年，文革的阴影笼罩在整个社会之上，萧芸的父母因有文化、曾接受过较高的教育，被认定为“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强制下放到远离家乡的劳动改造营。
当时，萧芸并不能理解这些复杂的政治背景，她只是感受到父母的离去带来的巨大震撼。
记得那天，萧芸跟着父母一起走到家门口时，身边的警察突然闯进了他们的家，把父母带走。
母亲不舍地看着她，眼里满是痛苦与无奈，而父亲则严肃而坚定，似乎早已预见到这一天。萧芸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自己心头充满了不安和恐惧。
她拉住母亲的大腿，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哽咽着喊着：“妈妈，不要走，我不想没有你！”可是无论她如何哭泣，母亲最终还是被带走了。
父母离开后，萧芸被寄养在了远亲的家中。她本以为寄养的亲戚会像自己父母一样，给她温暖与爱，但现实却比她想象中的更加残酷。
亲戚家的生活并不宽裕，萧芸常常是最不受欢迎的那个孩子。她不是亲生的，不同的姓氏让她在这个家中显得格外孤立无援。
村里的孩子们对她也冷嘲热讽。每当他们看到她经过，总是拿着石子、泥巴朝她扔，言语中充满了恶意：“没人要的孩子！”
萧芸拼命忍耐着泪水，心里想着父母一定会回来接她，但她知道，那一天遥不可及。
每次受伤后，她默默地在角落里擦干泪水，心中总是想着：自己虽然没有父母在身边，可她依旧是个好孩子，是个有父母的孩子。
1969年7月，15岁的萧芸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主动报名上山下乡。刚到乡下时，萧芸还没有意识到这里的艰苦与残酷。
乡村的条件简陋，设施缺乏，连最基本的水电供应也时常中断。
萧芸与其他女青年们每天都要在茶场上劳作，天一亮便开始干活，一直到黄昏。劳动的强度极大，常常让她们累得几乎无法动弹。
但最让她感到不安的是，村里的一些光棍男人，看到她们这些外来的女知青，常常心生歹意，开始对她们骚扰。
这些骚扰让萧芸感到无助与恐惧，尽管她自己并没有勇气表达出来，但她的心里已经开始有了疏离这个地方的想法。
面对一次次的骚扰，萧芸开始感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她不再敢独自外出，也开始时刻警惕着周围的一切。
这时，李开彦走进了她的生活。李开彦是村里一个相对条件较好的青年，他为人正直，诚恳，且有着一定的文化素养。
他并没有像其他光棍那样去骚扰萧芸，而是主动接近她，安慰她，关心她。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萧芸渐渐感到了一些温暖与安全。
李开彦提出要与她结婚，并表示愿意为她提供一个安稳的家。
萧芸考虑再三，最终决定接受李开彦的提议。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与她一同下乡的知青开始陆续返乡，重返城市的机会逐渐增加。
萧芸心中无数次地梦想着，能够带着自己的女儿丈夫回到城市。可是政策并不允许。
1979年国庆节那天，萧芸坐在自家门前的门槛上，心情复杂。
她开始动笔，写了一封信，寄往了政府部门，诉说着知青们的困境，希望国家能够关注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尤其是在工龄与工资改革方面。
她的信中提到，知青们的付出与劳动，虽然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同，但他们依然坚守在这片土地上，期盼着国家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与帮助。
这封信并没有得到立即的回应。萧芸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而是继续努力写信，描述着知青的困境，讲述着他们不为人知的心酸与无奈。
最终，这些信通过层层上递，终于引起了胡耀邦的关注。
胡耀邦，作为一位深知民生疾苦的领导人，一直关注着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困境。对于下乡知青的艰辛生活，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
看到这封来自萧芸的信后，他并没有草草回应，经过仔细的研究与讨论，他决定将“知青补工龄”的政策提上议程。
他深知，只有承认并解决他们的历史问题，才能真正为这些曾经下乡的青年们带来公正的待遇，也为社会注入更多的温情和公信力。
这一举措，无疑为当时仍在农村的知青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许多与萧芸一样的知青，曾经经历过无数年在偏远乡村的劳作与孤独，眼看着城市的生活远远在自己触及的地方，如今终于看到了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