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余秋雨二婚娶了小16岁的女明星马兰。新婚之夜，余秋雨向马兰提出了一个是正常女人难以接受的请求，但没想到马兰却同意了。 谈到当代散文，余秋雨是无法绕过的名字。在上世纪90年代，余秋雨凭借《文化苦旅》这本散文集在文坛上大放异彩，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才子辈出的文坛人物之一。随后的《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等作品也延续了他的光芒。《文化苦旅》一书自出版以来，已经发行了数千万册，这样庞大的读者群体和持久的文化影响力，令许多作家望尘莫及，也成为一种难得一见的文化现象。 到了2018年，余秋雨已年届72岁，按照上海的规定，这个年龄的人可以申领老年公交卡。虽然他的年纪渐长，头发开始花白，听力略有下降，但他看起来并未衰老，依然腰板挺直，衣着考究，一如既往地注重自己的形象。作为一位上海人，他严格管理着自己的外表。四月的上海下着细雨，工作人员试图用文件夹帮他挡雨，他却立刻拒绝，笑着说：“别，别，快拿开，影响我的形象。” 然而，余秋雨那一直爱惜的自我形象，早在漫长的岁月中已经变得复杂且难以辨认。自从1992年出版《文化苦旅》以来，余秋雨的声名达到了顶峰，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的阅读趣味。然而，在声名的巅峰之上，他也遭遇了陡然下滑的断崖。 他曾在多年后回忆道：“‘余秋雨’三个字，当时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一些人经历了偶像的幻灭，长大后不愿再承认曾受到过他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依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他的作品，帮助他一次次登上畅销书的榜单。 1992年的上海，秋意渐浓。这一年，文化学者余秋雨与黄梅戏演员马兰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他们的结合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因为这对新人有着16岁的年龄差距，而这也是余秋雨的第二次婚姻。 新婚之夜，本该是甜蜜浪漫的时刻，余秋雨却向马兰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请求。他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每周都能去看望前妻李红和他们的女儿。这样的请求对任何新婚妻子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却出人意料地得到了马兰的理解与支持。 马兰出身于江南的一个艺术世家，从小就在戏曲艺术的熏陶下成长。作为黄梅戏演员，她在舞台上塑造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她因为一次演出的机会，与时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的余秋雨相识。那时的余秋雨，已经在学术界和文化界享有盛名，著作等身。 在工作中的频繁接触让两人渐渐熟络起来。马兰被余秋雨的学识与才情所吸引，而余秋雨也欣赏马兰在艺术上的造诣。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追求，在艺术与文学的交流中，两人的感情日渐加深。 然而，这段感情的开始并不那么轻松。当时的余秋雨尚未与前妻李红离婚，这让马兰在感情上倍感压力。她深知自己的出现给一个家庭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复杂的处境让她在与余秋雨相处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克制。最终，在余秋雨与前妻李红和平分手后，马兰才接受了余秋雨的追求。 余秋雨的文学之路，最初是通过写信开始的。他的母亲是一位上海的富家小姐，生活在浙江余姚的乡村。她不仅承担起了为乡亲们读写信的责任，还在村里开设了识字班，教大家读书写字。后来，随着村里的生产合作社成立，母亲又承担了记工分、算账的任务。 余秋雨的弟弟出生后，母亲开始让他帮忙为村民写信和记账，而作为补偿，余秋雨的暑假和寒假作业都由她代做。每天放学后，余秋雨便忙于这些工作，夜晚则在家为乡亲们读写信件，家里经常坐满了村民。那时候，油灯、煤烟和黑暗的环境成为了余秋雨少年时期的常态，而他也在这种环境中接受了初步的文学启蒙。 然而，余秋雨的文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许多人眼中，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虽然他成名已久，但也一直伴随着各种质疑。在“诈捐门”事件中，余秋雨曾捐款20万元为灾区提供帮助，但捐款未能被红十字会记录，导致一些媒体和公众产生了质疑。余秋雨在事后对这一事件做了回应，讲述了自己当时的心路历程。 尽管面对许多的攻击和批评，余秋雨选择沉默并坚持自己的信念。他回忆道，尽管当时发生了许多质疑，但他还是与妻子一起坚持建设了三个图书馆，而这些图书馆在最后成功开张，成为他为灾区贡献的一部分。许多文化人士如王蒙、冯骥才、贾平凹等人也为他的图书馆提字，给予了他信任和支持，这让他深受感动。 对于舆论的批评，余秋雨始终有着自己独立的态度。他在多个作品中回应了这些攻击，但他也坦言，如果一个人过于在意外界的评价，那么他永远都无法走得更远。至于对自己文字的表达，余秋雨有着近乎偏执的自信。他曾明确告诉出版社，自己的作品不能添字、删减，甚至标点符号也不能修改。 在他看来，文字是一种复杂的艺术形式，带有节奏和韵律，编辑的修改无法理解其中的潜在含义，因此不可能改动他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