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赫鲁晓夫被逼退休后，在莫斯科郊区的一栋别墅里悠哉度日，每月有500卢布的退休金，家人偶尔会来探望，他对此乐在其中。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历史，往往比戏剧更具讽刺意味。 谁能想到，曾经叱咤风云、跺跺脚就能让整个苏联抖三抖的赫鲁晓夫，最终的归宿竟是一座华丽的囚笼？ 赫鲁晓夫，这位在斯大林去世后成功上位，并以其独特的政治手腕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引领苏联走过一段特殊时期的领导人，他的晚年却与“民主”和“自由”这两个他曾经积极倡导的词语背道而驰。 一切始于1964年10月那场突如其来的“退休”。 说“退休”，不过是粉饰太平的说辞，实际上，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清算。 勃列日涅夫、谢列平等人联手导演了这场好戏，将赫鲁晓夫彻底孤立。 面对强大的压力，赫鲁晓夫选择了妥协，甚至一度提出要离开莫斯科，去边远地区过平静的生活。 或许，那时他还对昔日的同志们抱有一丝幻想，以为他们会念及旧情，给自己留一条体面的退路。 然而，这不过是权斗游戏中惯用的伎俩–先稳住对手，再慢慢图之。 不久之后，米高扬的到访彻底击碎了赫鲁晓夫的幻想。 米高扬，这位在政变中保持了相对中立的“老好人”，此行并非出于私人情谊，而是奉命前来宣读赫鲁晓夫的“退休待遇”。 500卢布的退休金，专车接送，还能继续住在别墅和列宁山上的公寓…… 听起来似乎不错，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优厚。 然而，这只是糖衣炮弹的糖衣，真正的炮弹还在后面。 别墅、退休金、专车，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优待”，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将他软禁起来，方便监视。 而那些新来的“卫队”和“服务人员”，无疑是勃列日涅夫安插的眼线，他们的真实身份很可能是克格勃特工。 赫鲁晓夫住进新房子后，经常一个人低声嘀咕：“感觉我那会儿的风光已经不再了。” 这句话，既是对现实的无奈承认，也是对过往岁月的无限感慨。 曾经风光无限，现在却变得冷清，真让人感慨万千。 赫鲁晓夫开始慢慢适应退休生活。 他每天早上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一边看一边激动地评论时事。 他经常散步时带着老式的短波收音机，听听外国电台的俄语节目，仿佛是想从外面世界找到点安慰。 在苏联的政治舞台上，赫鲁晓夫的名字已经被刻意抹去，但他对此似乎并不十分在意，或许是因为他早已看透了权力的本质，也或许是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新的寄托。 这个寄托，就是撰写回忆录。 赫鲁晓夫借鉴了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回忆录，决定用磁带录音机来记录自己的政治经历。 他事无巨细地回顾了自己经历的重大事件，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然而，他的举动很快就被克格勃察觉。 勃列日涅夫下令严禁赫鲁晓夫继续写作，并加强了对他的监视，甚至在他家中安装了窃听器。 为了避开窃听，赫鲁晓夫只能到室外进行录音，以至于早期的录音中常常夹杂着各种噪音。 后来，他干脆不再理会这些窃听器，因为他知道，纸终究包不住火。 赫鲁晓夫对回忆录的未来很担心。 外界也开始留意赫鲁晓夫的一举一动。 这家美国媒体打算拍他的人物传记电影，这让苏联政府有些不高兴。 中央纪委的帕尔什主任直接找赫鲁晓夫，催他别再写东西了。 赫鲁晓夫对此的回应充满了愤怒和无奈：“连我家的厕所都有窃听器！ 你们花费人民纳的税金，就是为了窃听我放屁吗？” 尽管面临巨大的压力，赫鲁晓夫依然没有放弃写作，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留给后世最后的礼物。 为了确保回忆录的安全，赫鲁晓夫决定与国外出版商合作。 他的亲属不顾危险，把那本回忆录的副本悄悄带到了国外。 1970年秋天，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在西方问世，立刻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苏联当局对此大为震怒，再次对赫鲁晓夫施压，要求他发表声明否认与回忆录的出版有任何关系。 赫鲁晓夫签了那个声明，但他说自己写的回忆录不是编的，他有权利继续写下去。 赫鲁晓夫的身体状况在生命的尾声变得越来越差。 1970年秋，他被确诊患有冠心病，并在次年春天住进了医院。 尽管躺在病床上，他仍旧没放下笔，一口气写完了整部回忆录。 1971年9月，赫鲁晓夫因过度劳累病逝，终年77岁。 赫鲁晓夫的葬礼低调而冷清。 官方仅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既无悼词，也无官方仪式。 新任领导人无一人到场，只有家人、少数亲友和一些外国记者参加了葬礼。 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米高扬送来了花圈，或许是在默默地表达对这位老战友的最后敬意。 赫鲁晓夫的人生，起起伏伏，矛盾重重。 他曾经站在权力的巅峰，也曾经被囚禁在华丽的牢笼中。 他倡导民主和自由，最终却失去了自己的自由。 他的经历提醒我们，权力这东西，既能让人飞黄腾达，也可能让人跌入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