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接到报告，说陈果夫的亲戚有投日的嫌疑，谷正伦说：“证据确凿的话就毙了。” 谷正伦是国民党的首任宪兵司令，他在任上执法无情是公认的。 有一次，王伯群从四川、贵州一带公干回来时在船里携带了一些鸦片。王伯群的船在南京码头停靠时，被宪兵部队发现了船上的鸦片。 王伯群是国民党元老，早年就加入了同盟会，1927年就出任国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长。在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中，王伯群为人一向还算正派，而且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和谷正伦平时关系也不错。 在王伯群的船上查出了鸦片，宪兵也犯难了，立即把情况报告给谷正伦。谷正伦毫不犹豫地下令把王伯群船上的鸦片予以没收，并把消息上报南京。由于王伯群的身份，及事后调查鸦片是随员偷运，所以王伯群并未受到惩处，但他和谷正伦的交情算是结束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濬父子，被宪兵查实为汉奸，谷正伦毫不客气，立即批示：“枪毙！”黄濬和汪精卫私交不错，但谷正伦毫不在意。 1938年，新军统成立后，频频和宪兵发生冲突，为了对付势力不断膨胀的军统，谷正伦和“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多次合作对付戴笠，陈氏兄弟也一度将谷正伦当成“自己人”。 当时，陈果夫有一个亲戚在安徽北部接受日军指挥，筹划成立一个“皖北维持会”给日军办事。 1940年，陈果夫的这个亲戚被当地宪兵抓获了，陈果夫就给谷正伦打招呼，希望谷正伦能够通融一下，从轻处理。 听说是陈果夫的亲戚，谷正伦也非常紧张，他立即电令皖北的宪兵团长到宪兵司令部汇报具体情况。 谷正伦见到宪兵团长后，问：“你怎么把陈果夫的人给抓了?” 待听完宪兵团长的汇报后，谷正伦恢复了平静，他问道：“证据确凿吗？” 宪兵团长：“确凿！” 谷正伦头一点：“那就不管他了，按老办法办吧！” 就这样，陈果夫的那个亲戚被枪毙了。此事过后没有多久，蒋介石见谷正伦宪兵司令当的时间太长，宪兵司令部有点水泼不进的感觉，便将谷正伦调任甘肃省主席，宪兵司令一职由贺国光接任。 新任宪兵司令贺国光原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手下，北伐时投靠蒋介石。此后，贺国光常常以“幕僚”的身份出现，凭借和四川军阀刘湘等人是同学的关系，被派到四川一带以“钦差”的身份调节四川大小军阀之间的冲突。 蒋介石对贺国光在四川的工作比较满意，于1937年7月，升任其为四川行营副主任并代理主任职权。刘湘病死后，蒋介石本打算让川军将领王瓒绪出任四川省主席，但引起四川军阀的群起反对。蒋介石无奈之下，干脆自己暂时兼任省主席，让贺国光兼任省府秘书长、代理省主席日常事务。 贺国光干了一段时间后，感觉难以协调各方势力，便向蒋介石提出调往他处，蒋介石正打算调谷正伦去甘肃，于是便顺手委任贺国光为宪兵司令。 贺国光的这个任命具有明显的临时性，他的经历和性格都决定了他不是宪兵司令的好人选。贺国光长期干的是类似参谋的职务，工作喜欢调和，往好了说是“老好人”，往坏了说就是只知“和稀泥”。 贺国光在任宪兵司令的同时，还兼任了重庆警备司令。到了1941年，作为大后方主要城市的重庆人口增加的很快，宪兵部队也开始介入到重庆的城市治安问题。 与普通治安问题相比，更大的麻烦来自于日军的频繁空袭，当时日军出动大批轰炸机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 1941年6月5日，日机轰炸投弹后离开，此时很多市民都在防空洞里。警报解除后，防空洞口的防护团和宪兵，在混乱中，未听到防空警报解除的声音，一直紧闭闸门。 本来事情还有补救的机会，就在当晚贺国光陪同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到场视察，但刘峙蜻蜓点水的扫射了一下后，就扬长而去，贺国光也没有留意防空洞的情况，和刘峙一同离开。 到了第二天开闸时，因为空气稀薄，防空洞内有900多人死亡、100多人重伤，酿成了本不该有的惨案。 惨案发生之后，为了应付舆论，刘峙的重庆防空司令被免，改让贺国光兼任。本来就忙得不可开交的贺国光在兼任防空司令后，宪兵司令部的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做，于是贺国光便让宪兵副司令张镇代为主持日常事务。 1944年，贺国光调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宪兵司令、重庆警备司令、重庆防空司令都不再兼任，张镇顺势成为宪兵司令。张镇在宪兵部队已经干了很久了，对宪兵工作非常熟悉。接任宪兵司令后，宪兵规模有了更大的发展。 当初谷正伦调任甘肃时，宪兵只有十几个团，到了张镇手里，在几年时间内，发展为27个宪兵团、5个教导团、3个独立营。 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三任宪兵司令中，张镇的为人在国民党军政大员中算是比较正派的，能力也不错；谷正伦是国民党元老，为人城府极深且心狠手辣，被称为“活阎王”。至于“老好人”贺国光，当宪兵司令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由张镇代为负责，是三任宪兵司令中，存在感最低的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