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苏联姑娘太多不好找对象，政府想出个招儿，解决了大问题

1944年11月1日，克里姆林宫里发奖章。第一枚金色五角星别在莫斯科郊区一位叫安娜·阿列克塞希娜的妇女胸前，按规矩要压在其他所有奖章之上。她养大了12个孩子，8个儿子上了前线，其中4个再没回来。

发这枚奖章的时候，仗还没打完。也就是说，胜利还没到手，苏联高层已经提前算好了另一笔账：这一仗打下来，国家会缺男人，缺到姑娘们找不到对象。

奖章的名字叫英雄母亲。而那个后来被说成解决了大问题的招儿，就是从这一天、从这枚金星开始的。

被战争按年龄挑走的那一代男人

安娜家里4个儿子没回来，在当时不算特例。苏联在二战中的军民总死亡人数约2600万至2700万，占战前总人口的15%以上，其中正规军队死亡约866万至890万。真正要命的不是总数，是这些人被挑走的方式。

战争精确地挑走了同一批人：能扛枪的青壮年男性。

1920年至1924年出生的那一代，1939年普查时还有466万人，到1949年只剩270万人。

这批人1941年刚好到征兵年龄。战后这个年龄组的男女比例是38比62。1946年的战后第一次全联盟人口普查，把账摊开了。全国总人口约1.7亿，男性7400万，女性9600万，女性比男性多出约2200万。

男性只占全国人口的43.6%。25岁以上的人群里，男女比例跌到60比100。

2200万是个太大的数，落到日常里就变成这样：一个集体农庄，1940年男女大致还是一对一，到1945年变成约1比2.7。斯大林格勒地区20至35岁那一档，男女比例是1比4.2。

基辅、列宁格勒这种大城市街上，20到40岁的男人成了稀罕物，流水线、农田和工地上撑事的全是女工。

姑娘找不到对象，往下就是国家找不到人。战争年份里，苏联的新生儿数量只有战前同期的四成左右。1947年大饥荒又赶上来，罗斯托夫市的婴儿出生率骤降60%，新生儿死亡率飙到40%以上，同年全苏儿童死亡率高达19%。

1946年苏联男性的平均寿命是46.6岁，1947年饥荒那年降到39.9岁。人口学家把两条线拉出来一比：按战前的出生率，苏联到1950年该有2.1亿人，1960年该有2.4亿。

战后实际推算，1950年可能只有1.75亿，1960年只有1.9亿。差出去的是几千万个未来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对一个刚打完仗、准备进入下一轮对抗的国家来说，这就是劳动力断层加兵源枯竭。

苏联领导层没等到这些数字出来才反应，1944年那份法令是在仗还在打的时候签的。

一手发奖章，一手收税

1944年7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那份长得念不完的法令，内容归拢起来只有一句话：把结婚生孩子变成国家事务。先说甜头。荣誉分三级：养育5到6个孩子的母亲拿母亲奖章，7到9个的拿光荣母亲勋章，生育并抚养10个及以上的，才够英雄母亲。

到20世纪50年代初，全苏已有380万以上的多子女母亲拿到了母亲光荣勋章和母亲奖章。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英雄母亲称号累计授予了约43.1万名妇女。

奖章之外还有真金白银。单身母亲每月能领国家津贴，1个孩子100卢布，2个孩子150卢布，3个及以上200卢布，一直发到孩子满12岁。后来改按年发放，就算她再婚，津贴也保留。

同时法令要求在雇佣女性的工厂和机关里铺开托儿所、幼儿园和哺乳室。同一份法令里还藏着一条最冷的条款：取消未婚母亲向法院申请确认非婚生子女生父身份、进而索要抚养费的权利。

翻成人话就是，男人跟谁生了孩子、生完走人，法律不再追他。抚养费国家替他出。学者后来管这叫国家接管了共同父亲的角色——在一个男人极度稀缺的国家里，男人被从责任里摘了出去。大棒也是同时落下的。

无子女税1941年11月21日就立了，当时叫特别战争税，盯住20至50岁无子女的男性和20至45岁无子女的女性，税率约为月工资的6%。

1944年这条税被改成阶梯：没孩子交6%，1个孩子交1%，2个孩子交0.5%，3个及以上免税。生一个，工资条上就轻一截。紧跟着的是婚龄。

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从18岁降到16岁，男性从21岁降到18岁，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半强制动员少女早婚的现象。堕胎自1936年起就已被禁，1944年进一步收紧，医院撤掉堕胎科室，地下堕胎严查。

同居这种事实婚姻被取消法律效力，只有登记过的才算数。离婚被推回公共法庭，要说明理由、要交钱、判决还得登报。三样东西叠在一起：早点结、必须生、不生就掏钱，退路一条条堵上。

效果来得极快。1946年苏联结婚率达到每千人14.8‰，是1940年的2.5倍。1947年出生率冲到每千人33.3‰，比1945年的14.5‰高出1.3倍还多。

同一时期，法国走的是另一条路：给家庭津贴、保产假、大建产科医院和托儿所，出生人数比战前的1939年明显回升。一边靠给钱和给托育，一边靠奖章加罚税，两边的出生曲线都抬起来了，代价却不在同一个人身上。

1948年3月，连昨天的敌人也被算进这本账

奖章和税只能催生，催不出丈夫。缺口摆在那里，苏联开始在别的地方找人。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约60万日本关东军士兵成了俘虏，被分散安置到西伯利亚、中亚和乌克兰，修铁路、盖房子、下矿。

因为苏联男性劳动力实在不够，这些战俘营的管理人员里女性占了将近七成，大多是战争遗孀，或者根本没来得及结婚的年轻女人。日子久了，看守和俘虏之间生出了感情。苏联最初的态度是严禁，违者处分甚至流放，但禁令拦不住。到1947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苏联女性与战俘处成了亲密关系。

1948年3月15日，苏联部长会议干脆发布决议，允许符合条件的日本战俘与苏联女性结婚——条件是必须加入苏联国籍、皈依东正教，还要过多级审批。日本战俘因此成了被允许留在苏联定居并与苏联妇女成家的外国战俘群体。

德国人没有这个门。据俄罗斯《祖国历史》2008年刊登的档案材料，1946年秋天，德国战俘马克斯·哈尔特曼曾递交申请，请求入籍并与一名苏联女公民结婚，此前他已给斯大林写过三封信。据该档案材料转述，申请被拒后，他被重新关押，他的苏联女友被迁往列宁格勒并受到国家安全机关监视。区别在于德军曾深入苏联腹地、在苏联国土上犯下大规模战争罪行，而日军没有踏进苏联的欧洲领土。

谁能被同化、谁永远是敌人，算的是这笔账。这条口子开得并不大。有统计称仅在哈萨克地区就有19名日本战俘获批入籍留下，全苏范围的家庭总数缺乏权威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