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李烈钧看上了好兄弟龚永的夫人华世琦。一天，李烈钧给了龚夫人2万大洋，说道：“嫁给我！”没想到龚夫人眼眶一红，竟然低头默许！然而，这一切都是李烈钧设计的圈套。 在民国历史中，有一场革命被称为“二次革命”，尽管它的影响较大，但许多人对这次革命并不太了解，甚至经常将其与护法运动、护国运动等混淆，这种现象也能理解，因为这次革命的持续时间非常短暂。二次革命发生在1913年7月，地点是在江西，由李烈钧担任总司令，领导了一场反袁的斗争。尽管这场革命仅持续了两个月，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展现了当时人民反对帝制的坚定决心和勇气。 李烈钧的父亲李骏兴曾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起义。事败之后，他回到家乡耕种，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在家中，李父常常给他讲述太平天国的起义历程和在帝国主义与清朝军队联合进攻下失败的历史。而李烈钧的母亲杨氏则是一个识文断字的贤良女子，她不仅教李烈钧古文，还培养了他对知识的渴望。李烈钧自幼热爱文武，尤其喜好击剑和书法。 光绪二十六年，武宁新任知县王浚道上任，开始勒索乡民缴纳历年拖欠的田赋，导致全县民众怨声载道。李烈钧因义愤填膺，组织起义，聚众密谋驱逐王浚道。某日，当王浚道回衙时，李烈钧率领众人蜂拥而上，打伤了护卫，砸坏了官轿。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县民众的愤怒，大家纷纷声援李烈钧，最终成功地将王浚道赶走。这件事让李烈钧在地方上声名鹊起，也进一步增强了他反抗不公的决心。 光绪二十七年，李烈钧以身材魁梧、性格直爽被武宁彭县令选送到江西武备学堂，成为了吴介璋的得意门生。在学堂里，李烈钧表现出色，学业优异。光绪三十年，他被选送到北京参加考试，并顺利通过。此后，李烈钧被北京练兵处选派赴日本留学，学习陆军。 天色渐暗，李烈钧府邸内灯火通明。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傍晚，一场关乎情义与背叛的对话正在进行。李烈钧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放在华世琦面前，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两万大洋。这笔在民国初年堪称巨款的聘礼，足以令任何人动容。当李烈钧说出那句求婚的话语时，华世琦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眼中泛起泪光。 当时的湘粤地区，局势复杂多变。北方军阀虎视眈眈，各方势力暗流涌动。李烈钧需要在这片动荡的土地上站稳脚跟，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的府邸经常会有各路人马往来，或是商讨军务，或是谈判结盟。在这些权力的博弈中，李烈钧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政治联姻往往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华世琦的家族背景，正是李烈钧所看重的。他深知，要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站稳脚跟，光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强大的政治后盾。华世琦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恰好能够弥补他在这方面的短板。 李烈钧与龚永的情谊，要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那时的两人，曾在革命的战场上并肩作战，共同为推翻清王朝而奋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曾多次出生入死，建立起深厚的战友情谊。 李烈钧与龚家来往频繁，起初确实是出于兄弟情谊。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对华世琦的关注却逐渐超出了这个界限。每次龚永外出执行任务，他都会以兄长的身份前去探望，关心龚家的生活起居。这种看似体贴的举动，实则暗藏祸心。 在李烈钧主政江西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经济改革，成功地恢复了江西的秩序，奠定了它作为革命大本营的基础。随着时局变化，袁世凯的野心逐渐显现，李烈钧在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期间，曾明确表示反对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并提议自己率军前往南京以保卫政权。 1949年10月，李烈钧邀请孙中山亲临南昌，准备将此地作为反袁的中心。然而，袁世凯对此表示强烈反感，甚至派遣高级官员邀请李烈钧前往北京面谈，并许以两百万两黄金及晋升为勋一级的诱惑，李烈钧对此毫不动心，坚定拒绝了袁的要求。 袁世凯一方面进行外交谈判，另一方面在国内积极筹备战争，未经参众两院批准，便开始进行大规模借款。这一举动引发了各党派的强烈反应，特别是赣、皖、粤三省的地方政府，他们联合向袁世凯发出电文，要求停止这一危害民生的借款计划，认为这样做不仅会使国家陷入困境，还会使民国政府走上清朝末期的老路。 李烈钧也在此时，看到局势的变化，决定采取行动。他通过孙中山的指示，密令发动讨袁起义，首先从闽、粤两省着手，但由于内部情况未完全整理，起义尚未立即展开。李烈钧感到，只有联合更多的省份才能有效抵制袁世凯的威胁，因此他决定前往西南，策动云南等地的起义。 经过一番努力，最终得到了云南都督唐继尧的支持。唐继尧原本犹豫不决，但在李烈钧的电召和压力下，决定全力支持起义。李烈钧的坚定立场最终推动了西南各地的联合行动，成为反抗袁世凯的关键一步。 然而，李烈钧的起义也并非没有问题。在他的部下中，一些人并不完全忠诚，导致了局势的动荡。例如，戈克安和刘世均等人先后背叛李烈钧，成为袁世凯的帮凶。戈克安在担任九江要塞司令期间，背叛李烈钧，向袁世凯提供情报，加剧了李烈钧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