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16日，蒋鼎文得到报告，说专员韦孝儒等人昨夜遭到绑架下落不明，怀疑已经遭到杀害。蒋鼎文大为震惊，他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不到一年，有人竟敢在长官部附近、召开会议期间绑架地方的专员，真是胆大妄为。 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和洛阳专员李杏村也是很震怒，两人都与韦孝儒交往较深，看着老同事被人绑架，心情可想而知，于公于私都有捉拿凶犯归案，依法惩处之责。这一案件也震动了国民党河南省党部、CC派和其属下的调查统计室。随韦孝儒一同被绑架的一所中学的教务主任南西光的哥哥南西成是河南中统的骨干。 于是，第一战区、河南省府、中统等纷纷表示 要追查到底，同时被绑架者多系在河南有些影响的本地人士，这便激起了河南各界的极大愤慨。以上诸股势力交错混合成一股力量，要求迅速破案，严惩凶手，一时群情激愤。 蒋鼎文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军统河南站站长兼第一战区调统室主任岳烛远，河南省保安司令部谍报股长王鸿骏，华北督导团副团长赵理君，宣铁吾系统的财政部河南缉私处长刘艺舟，洛阳警察局长，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调统室主任甘舍棠，军统洛阳训练班副主任徐志道，长官部宪兵团长，胡宗南系统的洛阳劳动营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 蒋鼎文下达了限期破案的命令后，警察局长介绍了案情，根据他讲的线索，这些“老行家们”很快就排除了图财害命的作案理由，集中到仇杀和暗杀的两种可能性上，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最后蒋鼎文决定组成联合侦破队抓紧破案。 李培基在会后找到蒋鼎文，两人来到小型会议室交谈起来。两人互相交换了意见，统一了侦破行动的口径，他们根据掌握的线索，进一步排除了暗杀的可能，集中到仇杀这一点上来，并且排除了他们两人所能控制的宪兵团、警察局、保安司令部、省党部调统室、长官部调统室等几个单位作案的可能，目标进一步缩小了，还根据张振江所反映的韦孝儒手下的人曾与督导团冲突过的情况，初步怀疑此事可能是赵理君手下人或胡宗南系统的洛阳劳动营所为。 蒋鼎文在西北与胡宗南结怨很深，另外，第一战区副长官汤恩伯和蒋鼎文是对头，而戴笠又与汤恩伯关系很深，因此蒋鼎文也想煞煞军统的威风。 蒋介石在重庆早已听说韦孝儒等人被绑架一事，一开始本没放在心上，但接二连三收到电报，知道此事在河南掀起了轩然大波，于是命令第一战区和河南省府严肃处理，抓紧破案，对凶手严惩不贷。同时命令军统戴笠亲赴洛阳协助破案。蒋鼎文和李培基收到蒋介石的电令，正中下怀，马上发出布告悬赏破案捉拿凶犯。李培基回到家中，洛阳专员李杏村正在家中焦急地等他。这二人本都是商震的旧部，在商震在河南任省主席时来到河南的，两人的感情非同一般，在破案这一问题上两人的看法完全一致。 李培基认为，军统虽手段毒辣，但毕竟戴笠还是有严格纪律的，奉命行事，暗杀韦孝儒不像上面指示的，因而戴笠可能不知道，而且戴笠脾气暴躁，他的部下不会马上把真相告诉他，因此决定走个先手棋，马上去拜访戴笠，还要用省党部的名义担保韦孝儒，防止军统特务杀了仇人又说人家有问题把戏。最后，两人决定利用民政厅长方策和教育厅长鲁荡平这两位“手眼通天”的大员同陈果夫、陈立夫的关系，对上层施加影响，保证破案工作的进行 戴笠到达洛阳。省府把他安置在洛阳图书馆。李培基当时就去访问戴笠，先捧后压，刚刚谈了片刻，赵理君和手下别动队长曹银屏就来了。戴笠向他们点点头，让他们在外屋等候。接着，戴笠问李培基，韦孝儒是不是有问题，李培基马上说：“我愿以省党部和个人名义担保，韦孝儒不会有问题。” 第二天，戴笠和蒋鼎文、李培基一同，接见了军统所属的各个组织的负责人，并指出破案的重要性，让他们与军、警、宪密切配合，侦破此案。还吩咐这几个人在他离开后，一切听从蒋鼎文指挥。赵理君听了心中叫苦不迭。 联合侦破开始了。赵理君本不想派人参加，但长官部的命令不能违抗，只好从曹银屏的大队派了几个人。并由曹银屏亲自领队，以防万一。蒋鼎文接连召开了几次联席破案会议。案情还是没有重大突破。十天的期限快到了，他急得抓耳挠腮。盛怒之下，把负责洛阳劳动营的刘亚哲叫到长官部，追问韦孝儒的下落。刘亚哲当然回答不出，蒋鼎文一怒之下，将刘亚哲交军法处执行监禁，借以发泄私愤并缓和一下舆论的压力。 联合侦破的第十天，第一战区长官部调统室主任兼河南省府调统室主任岳烛远提供了第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 原来，联合侦破的过程中，各单位的人都交叉混合分成许多小组，岳烛远手下的人和赵理君手下的人分在一个小组。几天的奔忙，大家都很疲劳，中午就在北门附近一家小酒馆吃饭。老板一看这些来人的模样，马上满脸堆笑地烫酒端菜，一通忙乎。大家吃酒谈天好不热闹。几个好喝酒的就划起拳来，一会儿就喝了个半醉。赵理君手下的一个年轻人把调统室的一个中年人灌得够呛，年轻人还逼着喝：“你喝不喝？不喝，就像活埋韦专员那样活埋了你！” 这个喝醉的特务的一番话，引出了韦孝儒被杀的真相，案件迅速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