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沈醉视察白公馆时，看见一犯人正疯疯癫癫地跑着步，觉得很是不对劲，准备好好审问一番。看守却说：“这人被关了十几年，早就疯了，审也是浪费时间！” 家境的贫寒让韩子栋早早体会到生活的不易。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韩子栋在年轻时便选择了离开家乡，前往北平求学。 为了支付学费和生活费，他不仅在课堂上听讲，还在课余时间打杂工作，辛苦维持生计。然而，他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理想，反而在艰难的环境中培养了坚定的信念和对知识的渴望。 在北平，韩子栋结识了一些地下党成员，并逐渐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他的家境虽然困顿，但他渴望为国家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1932年，韩子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为党组织工作，并在组织的指引下，积极投身到反对国民党特务的斗争中。 凭借学生身份的掩护，他顺利渗透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这个组织也叫复兴社，实际上是蒋介石的亲信用来推行个人崇拜和控制军队思想的一个秘密社团。通过加入蓝衣社，韩子栋得以接触到许多重要情报，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更多对敌工作的机会。 然而，这一秘密行动并未能持续太久。1934年，北平的地下党组织遭遇了严重破坏，韩子栋的卧底身份被特务识破。敌人对他展开了极其残酷的审讯，试图逼迫他供出党的机密。 然而，韩子栋在极度的折磨下仍然保持了沉默，坚决不屈，誓死捍卫党组织的秘密。敌人无计可施，将他判处无期徒刑，并将其关押在了贵州息烽集中营。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政治犯被转移到更为严密的监狱，其中包括韩子栋。1946年7月，息烽集中营被撤销，韩子栋与罗世文、车耀先等重要政治犯一起，被转移到重庆的白公馆监狱。 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后来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看中，并改造为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在这里，韩子栋等人面临着更加恶劣的环境，监狱四周被高墙环绕，电网密布，特务和宪兵的巡逻更加严格，任何逃脱的可能几乎为零。 尽管如此，韩子栋和其他革命者并未放弃逃脱的希望。在监狱中，狱友们联合起来，计划越狱。由于外部环境的严密把控，这个计划显然不现实，越狱的想法终究成为了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为了保密和阻止外界的干扰，白公馆与渣滓洞一同被称为“两口活棺材”，象征着革命者几乎无法逃脱的绝望命运。 1946年7月20日，韩子栋和罗世文再次被关押入重庆的渣滓洞。紧接着，8月18日，监狱的头目宣布，他们将被送往南京。然而，送往南京的命运并不如预期，罗世文和车耀先在途中的某个时刻被秘密处决。与此同时，韩子栋和许晓轩等人被押送至白公馆。 在白公馆，许晓轩被选为临时党支部书记，韩子栋和谭沈明担任支委。尽管监狱中的环境极为恶劣，同志们依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并决定不坐以待毙。逃脱出狱成了大家的共同目标。 为了保持体力并为最终的逃脱做好准备，韩子栋与其他同志们共同摸索出一种在“8”字形路线行走的方式，成为了唯一的健身方法。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韩子栋在狱中故意装作疯癫的模样，蓬头垢面，目光呆滞，整日穿梭于狭小的牢房。他的这一做法成功地麻痹了敌人，连看守们也开始认为他真的是一个疯子，并给他取了个外号“疯老头”。 由于韩子栋来自山东，生地不熟且行为怪异，看守对他较为放松，认为他无害。因此，韩子栋得以在监狱中相对自由地活动，时常跟随看守外出，甚至去磁器口镇上买菜。 利用这些外出的机会，韩子栋不忘观察周围的环境，了解地形、岗哨和驻军情况，为未来的逃脱做准备。他始终牢记着党的指示，机会一旦来临，他一定要逃脱出去。正是凭借这份耐心和谨慎，韩子栋成功地赢得了逃脱的机会。 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如常随看守去磁器口镇。当天，看守卢照春与其他士兵正在打麻将，韩子栋趁机声东击西，装作上厕所，并大大方方地朝着大门走去。 看守们没有意识到异常，韩子栋迅速脱离了他们的视线，飞速奔跑，冲入了周围的山林。借助对周围环境的了解，他成功躲避了追捕。为了逃避敌人的围剿，他在山林间穿行，白天藏匿，夜晚行进。 逃亡的过程中，韩子栋脚被恶犬咬伤，伤口溃烂，严重化脓。幸好，他遇到了一位药农，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保住了双腿。尽管受伤，他仍然坚持前行。 经过45天的艰苦逃亡，韩子栋终于回到了解放区，并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此时，他向组织递交了入狱和脱险的详细报告。经过审查，韩子栋恢复了党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