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总理到玉溪烟厂考察，在得知褚时健要花费46亿元新建一座烟厂后，总理问

90年代初，总理到玉溪烟厂考察，在得知褚时健要花费46亿元新建一座烟厂后，总理问褚时健：这么大投资，有把握增加利税吗？褚时健说：我保证，一年最少能增加30个亿。 1990年代初，总理前往玉溪烟厂进行考察。此时，厂长褚时健正计划投资46亿元人民币，兴建一座新的烟厂。 面对如此巨额的投资，总理询问褚时健是否有信心在市场中获得回报，尤其是在面对庞大的资金投入时，是否能够带来足够的利税增长。褚时健自信地回应，表示自己有充分的信心，承诺新厂一年最少能为国家增加30亿元的利税。 1970年，褚时健带着家人从新平嘎洒搬到玉溪，接手了当时效益不佳的玉溪卷烟厂。这个工厂在当时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局面，政企不分，管理层混乱。多数厂领导来自特殊时期的造反派，各派系之间的斗争使得决策缓慢，执行力极差，企业的生产力也因此严重受限。 玉溪卷烟厂，成立于1959年，初期的基础还算不错，拥有30台卷烟机和一批来自上海的技术人员，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烟厂的生产效率逐渐降低。到1979年时，烟厂已经有20年历史，但由于领导班子分裂且管理混乱，厂内的生产状况堪忧。 许多烟品，包括“红梅”等知名品牌的年产量也非常有限，库存积压严重，工人对生产的热情低落，工资水平低得让人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甚至影响到工人的社会生活和婚姻状况。 褚时健的到来，打破了这一沉闷局面。他的首个举措便是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他提出“安居才能乐业”，并开始修建职工宿舍。 这一举动不仅改善了工人的居住环境，也逐步赢得了工人的支持和信任。在这一基础上，褚时健开始着手改进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生产工艺，推动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 到了1980年，国家开始实施国有企业改革，褚时健紧跟时代步伐，推动了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他在玉溪卷烟厂试行了奖惩制度，这一制度在当时是较为先进的，旨在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并提高生产效率。在褚时健的努力下，烟厂逐渐走出了困境，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1986年，褚时健将目光投向了生产的关键环节——烟叶的质量。他意识到，想要提高香烟的市场竞争力，最重要的是确保烟丝的品质。 为此，他将农业的管理理念引入到烟叶种植中，不仅为农民提供了标准化的种植流程，还设立了合理的补贴，确保烟农的积极性和归属感。通过这种方式，玉溪卷烟厂建立了与农民的紧密合作关系，确保了原料的质量与供应的稳定。 进入1988年后，褚时健将目光从生产流程转向了品牌塑造，尤其是“红塔山”的崛起。这一品牌的成功，既与其历史渊源密切相关，也与褚时健后期的精心运营分不开。 1959年，玉溪卷烟厂推出了“红塔山”这一品牌，并在香烟盒上特别注明“送给毛主席”。这款烟的推出在当时具有浓厚的时代印记，成为了一个历史的象征。时至1990年代，红塔山不再仅仅是玉溪卷烟厂的一个普通品牌，它已经成为中国烟草界的佼佼者。 1995年，红塔山以320亿元的品牌价值在《中国最具价值品牌研究报告》中排名第一，远超第二名的长虹。与此同时，红塔山在多个市场竞争力排行榜中屡居第一，成为消费者心中的理想品牌。 然而，正当玉溪卷烟厂及褚时健的事业蒸蒸日上时，一场风波悄然来临。1995年3月，一封针对投机倒把行为的检举信揭露了林正志等人的经济案件。这起事件最终波及到了褚时健和他的家人。 1995年5月，褚时健的妻妹和弟弟因涉嫌案件被带走，随后，褚时健的女儿也被卷入其中。8月，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也因为案件被带走，整个玉溪卷烟厂一片混乱，职工们开始担忧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1997年，随着案件的深入，褚时健被中纪委决定移送司法机关。6月，他被从玉溪移送至昆明的看守所。 到了9月，案件再次扩展，褚时健被转送到南京看守所，直至1998年12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时，褚时健才被送回云南。在审判过程中，褚时健面临着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