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史国良不顾家人和妻子的反对，出家为僧，15年之后，他的一幅画作高达一千多万，这时他决定还俗。 还俗之后，史国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妻子复婚。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走出了一位天赋异禀的少年。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的史国良，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绘画天赋。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他靠着捡来的纸张和借来的画笔，坚持自学绘画。很快，他的画作在街坊邻里中传开，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画童＂。 命运的转折在他遇见著名画家周思聪后发生了改变。周思聪一眼看出史国良的绘画天赋，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在周思聪的指导下，史国良的绘画技艺突飞猛进。最终，他成功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在央美求学期间，史国良刻苦钻研，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造诣。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艺术学院担任教师，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创作，史国良的艺术成就逐步得到认可。他被调入北京画院，并被评为国家一级画家，这标志着他的艺术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他的家庭生活也渐入佳境。与妻子刘玉梅的婚姻，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稳定的后盾。 创作《刻经》是史国良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幅作品获得了蒙特卡罗美术奖，让他在国际艺术界崭露头角。 为了追求更广阔的艺术发展空间，史国良选择了移居加拿大。然而在异国他乡，事业的发展并不顺利。 初到加拿大，他遭遇了商业合作伙伴的欺骗，辛苦创作的画作收益所剩无几。为了节省开支，他不得不搬入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居住。 一场意外车祸更是让他雪上加霜。由于语言障碍，医疗救治被延误，留下了难以恢复的后遗症。 虽然在妻子的支持下，他们最终在加拿大站稳了脚跟，买下了一栋独立小屋。但事业的成功并没有带给史国良内心的满足。 1995年，星云大师来到加拿大为佛光大学筹集善款。在一场慈善活动中，他与正处于人生低谷的史国良相遇。 两人的对话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谈论艺术与人生的真谛。这场谈话让史国良看到了新的人生方向。 没有告诉任何人，史国良独自前往洛杉矶西来寺。等到他完成削发为僧的仪式后，家人才得知这个消息。 在西来寺的生活与他过去的艺术人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天清晨四点起床，跟随众僧人诵经、打坐、做工。 寺院的生活纪律严格，但史国良逐渐适应了这种简单的生活节奏。他开始将佛法的修行与艺术创作结合在一起。 在寺院中，他不再以艺术家的身份作画，而是用绘画作为修行的方式。他的画作主题开始转向佛教生活与修行的场景。 十五年的寺院生活，让他的艺术创作发生了质的变化。他的笔触变得更加纯净，画面中多了一份空灵的禅意。 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大量以佛教为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以展出和售卖为目的，而是作为修行的见证。 而在加拿大，他的妻子刘玉梅始终保持着对丈夫选择的理解。她独自抚养儿子，继续经营着他们的画廊。 刘玉梅从未对外界表达过对丈夫决定的不满。她只是默默地保管着丈夫留下的画作，维持着画廊的运营。 她把丈夫的出家看作是一次必要的精神之旅。每年，她都会带着儿子去西来寺探望史国良。 在这十五年里，刘玉梅把精力投入到画廊的经营中。她不仅维持了画廊的正常运营，还让画廊的规模有所扩大。 她经常向来访的客人介绍史国良的早期作品。通过她的努力，史国良的艺术价值在市场上得到了持续的认可。 儿子在这期间也渐渐长大，考入了艺术学院。他继承了父亲的艺术天赋，在绘画领域展现出独特的才华。 画廊的经营、儿子的成长，都让刘玉梅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她坚信丈夫总有一天会回到家庭。 在西来寺的最后几年，史国良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的画作中融入了更多对生命本质的思考。 这些年的修行让他对艺术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发现艺术创作不仅是技法的表现，更是内心修行的呈现。 2010年，史国良正式还俗归来。他回到加拿大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刘玉梅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复婚仪式。 这场复婚仪式虽然简单，但意义非凡。多年的分离没有冲淡他们之间的感情，反而让两人的关系更加深厚。 还俗后不久，史国良创作了《转经图》这幅作品。这幅画融合了他十五年来在寺院的所见所悟，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 《转经图》在2011年的艺术品拍卖会上，以1173万元的高价成交。这个价格不仅刷新了史国良个人作品的最高成交记录，也让他的艺术价值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重返画坛后的史国良，创作热情更加高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佛教生活的深刻描绘，也有对世俗人生的独特思考。 他开始尝试新的创作主题和技法。不同于早期的写实风格，现在的作品更加注重意境的营造和精神的表达。 回归后的史国良，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艺术教育中。他定期举办艺术讲座，向年轻一代传授绘画技艺和人生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