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特务头子毛森得到密报，称浙江省主席陈仪有异常表现。毛森分别报告了保密局长毛人凤、军务局长俞济时和衢州绥署主任汤恩伯等人。随即，毛森接到毛人凤的指示，让他设法展开对陈仪的特务侦查活动。 同年12月底，毛森在浙江省府的特务内线向他报告了陈仪的近况，称陈仪曾对他的亲信分子透露，徐州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整个完蛋了，国民政府已经无力再打下去了，只有和谈这一条路。 1949年1月初，陈仪上书给蒋介石，让他不要再打下去，和谈是大势所趋，蒋介石表面没有说什么，内心很是不满。 当时盘踞在浙江，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统归汤恩伯指挥。1948年8月，汤恩伯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2月，衢州绥靖公署升格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汤恩伯任总司令。陈仪和汤恩伯是浙江同乡，汤恩伯早年的发迹全靠陈仪的提携，两人情同父子，汤恩伯的妻子还是陈仪的干女儿。 陈仪满以为凭借他和汤恩伯的这些关系，可以策动汤恩伯率部和他同时起义。1948年冬，陈仪在上海晤见了汤恩伯，对他进行了起义的策动。 让陈仪没有想到的是，汤恩伯很快就出卖了他，毛森后来对人说：“汤先生（汤恩伯）告诉我，陈公侠（陈仪别号）见徐蚌会战失败了，认为大势已去，发生了动摇，想做傅作义第二，居然劝汤先生投降，这个老糊涂，真岂有此理！”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陈仪认为起义时机成熟，写了亲笔信派人送给汤恩伯，不料汤恩伯将信件复印后分别送给了毛人凤、毛森，并让毛人凤转送给蒋介石。见到信件的蒋介石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免掉了陈仪的浙江省主席职务，同时让毛森注意陈仪的一举一动。 陈仪被免去浙江省主席后，一开始闲居上海，当时的他尚不知免职的原因是汤恩伯向蒋介石密报的结果，也不知毛森派了特务对他进行监视。 1949年3月，眼见解放军渡江在即，汤恩伯奉蒋介石的命令，指挥45万国民党军集结于江南一带，妄图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扬言什么长江天堑，至少可守六个月。而陈仪却比较看清了当时的形势，他出于爱护汤恩伯的一片好心，在上海又托人忠告汤恩伯应为自身的前途着想;放弃防守长江的打算，及早率部起义。 陈仪托人对汤恩伯说：“长江那么长，怎么能守得住。大势已去，不是一条长江能挡住的，与其将来兵败名裂，作阶下囚，不如早向后转，还能成为对面的座上客。”在关键时刻，汤恩伯将这番话原原本本告诉了毛森。 毛人凤在得到毛森密报后，大喜过望，认为除掉陈仪的机会来了。原来，陈仪属于国民党元老，当年非常看不起特务出身的戴笠及其掌控的军统特务组织。抗战期间，陈仪在福建当省主席时，曾枪毙了戴笠的亲信、军统福建站站长张超，此事让军统上下，视陈仪如仇寇。在收到毛人凤报来的陈仪最新近况后，蒋介石电令毛人凤派人将陈仪扣押起来。 毛人凤随即指示毛森（这时毛森已由国民党浙江省警保处长调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就近联系汤恩伯，执行扣押陈仪的任务。 1949年3月中旬，毛森在取得汤恩伯的同意下，亲率特务十数人在上海陈仪家里诱捕了陈仪。汤恩伯和毛森商议后，认为:：上海就要位于前线，将陈仪关押在上海，有所不便。于是便由汤恩伯派了一架飞机，从上海将陈仪押解浙江衢州秘密监禁起来。至此，陈仪才终于清醒过来，看清了汤恩伯的为人。 汤恩伯在1948年任衢州绥署主任时，修了一所临时公馆于衢州城（距衢州文庙不远），陈仪就被幽禁在汤恩伯的那所临时公馆里。 衢州是第九编练司令部长官张雪中的防区，汤恩伯专门写信给张雪中，让严格看管好陈仪。张雪中让编练司令部的特务营派出武装士兵一个班，由一名排长带班，驻汤恩伯临时公馆担任武装警戒。 从上海押解陈仪来衢州的，有保密局特务三人，均是浙江人，这三个特务向毛森汇报说:“陈仪刚从上海起飞时，曾对飞机驾驶员说，国民党已经要完蛋了，希望你（指驾驶员）今天能把我送往北平去。吓得我们心惊胆战，深恐驾驶员听信陈仪的话，把我们一道送到北平去。我们注视了飞行方向，决定如果真的飞往北平，就先把陈仪打死。” 毛森指示这三个特务：“看守陈仪，既要严密注意他的言行，不能让他和任何人接触，又要在态度上对他尽量客气一些。” 毛森之所以如此叮嘱，是因为陈仪在国民党内资历极深，在没有真正对陈仪定罪前，毛森也不敢贸然行事。 1949年4月底，眼见解放军百万雄师已经渡过长江，浙江全省也解放在即，汤恩伯派飞机到衢州，将陈仪押送到了台湾。 到台湾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组织了对陈仪的军法会审，陈仪正气凛然，坚称自己没有过错。有人劝陈仪向蒋介石认错，写一个悔过书过关，陈仪说：“我无错可认，他不高兴，可以杀我，悔过书我不能写。” 1950年6月18日，陈仪被押送到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行刑前，陈仪对行刑的人说：“向我的头部开枪！”说完，便大步向前头也不回，慨然受刑，终年6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