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伪满在长春成立，热河的汤玉麟成了被拉拢的对象，许以高官，汤玉麟大骂说：“ 张雨亭（张作霖字雨亭）是我拜把子弟兄，你们害死他；我没有那么浑，去做你们的官！”说完，汤让邮局退还了伪满的委任状。 日军占领锦州后，又想进一步占领热河的门户北票（今辽宁省北票市），于是用伪满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汤玉麟派热河省公安管理处处长张舜卿前往参加。 会上日方向张舜卿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说汤玉麟是伪满委任的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须派亲信负责的人为代表常驻长春，加强联络；第二，为了满、热一体的关系，要汤玉麟同意把铁路由北票延长修建到承德；第三，为了加强联系，要汤玉麟同意日军在承德设无线电台。这三条由张舜卿电告汤玉麟，并同时电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复电令张舜卿断然拒绝。 汤玉麟当时统治热河八年，绰号“汤大虎”，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固然是汤玉麟的本色；但不学无术，贪婪虐民，却是他的本质。汤玉麟的基本部队是三十六师，他兼任该师师长，他的三弟汤玉山是该师五十八团团长，四弟汤玉铭是师属炮兵团团长，五弟汤玉书是师属骑兵团团长。 汤玉麟的大儿子汤佐荣任热河省禁烟局局长，二儿子汤佐辅任热河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汤玉麟如此用人，部队怎么会有战斗力？他又怎么会得到热河人民的支持呢？汤佐荣当局长的禁烟局根本不是禁烟的，而是指派老百姓种烟纳税。热河种烟名义上是筹措军饷，实际上禁烟局每年收多少烟税和怎样开支，全是汤氏父子的秘密，别人没法知道。 别看搜刮了不少钱财，但是汤氏父子吝啬成性，连所部的军饷，都是常常拖欠数月不发。汤氏父子有这样一句信条：“雄兵百万，发饷就散。”这样养兵，如何迎敌？ 日军图谋热河和汤玉麟不可靠的情形，天天载在报上，爱国人士义愤填膺，以黄炎培为首的上海地方协会的穆藕初、刘鸿生、钱永铭等人，与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等人共同努力，说动了当时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要他设法挽救热河和华北危局。 公正地说，宋子文对热河防务是很关心的，他于1933年2月11日带着秘书周象贤、顾问端纳飞到北平，与张学良商议热河防守问题。军学泰斗杨杰以军事专家身份与上海爱国人士的黄炎培、穆藕初等人也赶来与张学良会面。 1933年2月16日晚8时，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开会，分配防务，并准备亲去热河。宋子文、杨杰和万福麟、宋哲元、商震等数十人参加了会议。 张学良将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红蓝铅笔俯伏地上准备划防地，首先仰面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说：“明轩（宋哲元字明轩）你可把守这一线（指长城、冷口、喜峰口一线）。” 宋哲元当时厉声拒绝说：“我的兵力太薄，装备又差，怎能担当了这么一个大面。” 张学良连忙说：“不要紧，你的右翼有何柱国，他可以支援你。”宋哲元又很不客气地说：“何柱国是败军之将，靠不住，我怎能信他，我不干！” 张学良听了这样不客气地回答，极感难堪，有几分钟都没有抬起头来。后来只得说：“再商量吧！”杨杰在旁，看见这种情形很着急，用手拉胡若愚到外边说：“你劝汉卿不要勉强宋哲元，因为作战时，如将领不服，心中有问题，是很危险的。” 宋哲元为什么说何柱国是败军之将呢？因为在锦州失守后，何柱国任临永警备司令，山海关为临榆县治之所在，是关内外的门户，何柱国的责任是守卫山海关。日军在1933年1月1日向山海关进攻，用猛烈炮火打毁城的东南角，守城的何部第九旅营长安德馨浴血作战，壮烈战死，但是之后第九旅却撤出了山海关，致使华北门户洞开。宋哲元的那番话，是有意挖苦的。 当时张学良已与宋子文商定发表张作相为保卫热河的统帅，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汤玉麟任副司令。张作相原是张作霖、汤玉麟的老“把兄弟”，对于张学良是叔父辈，素有“忠厚”之名。 张学良怕汤玉麟疑心，用张作相以安汤心，以利指挥，也算煞费苦心。当时名义上受张作相指挥的部队按编制应有六七万人。但张作相虽然人品不错，但是能力确实有限，他既无威以制人，也无智以服人，无信心，无决心，也毫无准备。在热河危急的当头，张作相实际上也是无法担此大任的，而那个汤玉麟也不把曾经的老兄弟张作相放在眼里。 2月17日晨4时许，宋子文与张学良、杨杰偕同随员卫兵数十人，分乘汽车、卡车30余辆为一路，朱庆澜、黄炎培等乘车10余辆为一路，浩浩荡荡向热河进发。 汤玉麟闻讯后，怕对他不利，大骂说：“小六子（张学良小名）是不是勾结宋子文等人来打我的主意！”经左右人说：“宋子文是代表南京，张汉卿是华北直接指挥的长官，因热河防务吃紧，前来观察，阁帅（汤玉麟字阁臣）可趁机向他们要些钱，要些东西是有利的，应当表示欢迎。”汤玉麟这才无话，于17日下午率热河文武数十人至郊外20里处迎接。 军情紧迫之下，汤玉麟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利益，热河之战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