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23日清晨，宋子文乘坐的火车到达上海北站，此时“暗杀大王”王亚樵针对宋子文的刺杀已经部署停当，斧头帮的杀手们潜伏在月台四周，就等着目标下车。 王亚樵为何要暗杀宋子文呢？ 这背后是孙科和胡汉民的指使，孙科在1931年好不容易当上了行政院长，可是在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打压下，很快就被迫辞职，愤怒之下的孙科就找上了王亚樵，表示愿意出重金让王刺杀宋子文。 至于胡汉民，他是蒋介石的老对头。胡汉民失势后，交好王亚樵，称其为“江淮大侠”，这让王亚樵非常的受用，所以在胡汉民提出要对付宋子文后，王满口答应。 王亚樵回到上海后，吩咐亲信余立奎，让其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花钱在财政部收买一个能了解宋子文行踪的人。最好是宋身边秘书之类的人物。 余立奎很快就选中了一个可以随时接近宋子文的目标，一个叫魏秀艳的女子，她是财政部的文员，替宋子文收发文件。余立奎于是就多次请魏秀艳吃饭，送礼物，最后直接送她钞票，在一番煞费苦心地收买下，魏秀艳终于同意协助余立奎，搜集有关宋子文的行踪。这样一来，王亚樵就可以随时掌握宋子文往返上海的准确时间。 6月下旬，当王亚樵对宋子文的刺杀准备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他的妻子王亚瑛又提出一个更加详细的行动方案。在王亚瑛的方案中，不仅将宋子文乘车抵达上海北火车站后如何行动，写得一清二楚，而且还建议届时在北火车站附近建一个临时指挥部。同时，也考虑到杀手行刺宋子文以后如何逃离现场等细节问题。 7月初，余立奎密派华克之来到上海，向王亚樵密报南京监视宋子文的情况。华克之说：“据魏小姐报告的情况分析，宋子文早就想回上海来了。可是，由于南京始终有事情无法脱身，所以他很可能在七月中旬，找机会回上海一次”。 王亚樵得到这个情报后，命令华克之继续回南京监视，如果有动静，就马上用加急密电的方式告诉他，以便马上动手刺宋。 华克之走后，王亚樵又在法租界的家中召开多次会议，最后商定把刺杀宋子文的地点，选在上海北火车站的月台上。因为据近来掌握的情况分析，宋子文每次从南京返沪，都乘坐由浦口至上海北站的火车，而他的坐席又都在客车的最后一节。王亚樵感到行动在即，他当即让“铁血锄奸团”的精干杀手孙凤鸣和郑抱真，直接负责这次刺宋行动。他本人则守在北火车站附近那栋租用的民宅里，随时准备接应。 不久，王亚樵就等来了好消息，魏秀艳向余立奎透露：7月23日上午，宋子文将返回上海。原来宋子文忽然接到青岛的一封加急电报，他母亲倪桂珍病危，要他马上和宋美龄同时前去。当时，宋子文本该和宋美龄从南京同返青岛，探视母病。可是由于他夫人张乐怡正在上海，所以宋子文准备先回上海，带上张乐怡一同前往山东青岛。 7月23日，天色微明。王亚樵就紧张地指挥杀手们进入决战状态，由于已经掌握宋子文来的时间，所以，王亚樵认为这次对宋子文行刺，已胜利在握。他要杀手们一定要万无一失地行刺成功，不然，他无法向孙科、胡汉民等人交待。 王亚樵让孙凤鸣、龙林、唐明等六人，作为刺杀宋子文的主攻手。他们主要分布在车站月台至出站口之间的地区。这六个人事前可购买站台票，以迎接亲友为名，提前进入月台。只要见到宋子文从车里下来，就可趁下车的旅客众多之时果断开枪，然后抛洒滑石粉逃逸出车站；第二组以龚春甫、刘刚等人为主，守候在出站口外至通往站前大街这段地区，也是腰里藏有手枪和滑石粉，准备在孙凤鸣等人在车站内万一不能得手时，在站外对侥幸逃出的宋子文进行射击。这一环节同样决不可松懈，因为如第二关放跑了宋子文，那么就再也没有机会在车站内外行刺了；第三组由谢文达率领，这组人共四个，他们守候在通往宋子文公馆的必经之路，准备在前两组人员都无法击中宋子文以后，最后再补枪。 清晨7时许，火车驶进了上海北火车站，预先埋伏在月台上的孙凤鸣和龙林等几个杀手，已经发现从最后一节包厢里，走下几个客人。在这些刺客中只有孙凤鸣在南京见过宋子文一面。而其他刺客，他们都是预先从王亚樵提供的照片上认识宋子文的。 孙凤鸣见状，马上对身边的龙林悄悄向前方一指，说：“看好，前面那个穿白西装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但是，出来的人中有两个穿白西装的，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竟然也穿着与宋同样的雪白色西服，他的身材和仪表与宋子文极为相似，由于唐腴胪走在前面，杀手们误以为他就是宋子文。 龙林抢先冲上前去，向着走在最前面的唐腴胪开枪，唐腴胪中弹倒下，人群乱作一团，其他刺客也纷纷向倒下的唐腴胪又接连开了几枪。很快大批巡警赶到，刺客们情知不可恋战纷纷撤走。 王亚樵以为刺杀的就是宋子文，他和华克之、郑抱真等人回到法租界的家里，静候进一步消息。其他刺客刘刚、孙凤鸣、龙林、唐明等人则去各地躲避风头。不料，随后的消息让王亚樵大为失望，原来打死的不是宋子文，而是他的秘书唐腴胪，这样一来，以后再想刺杀宋子文，那就难如登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