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日，陈明仁去见程潜，他把蒋介石的信掏出来，说：“颂公，总裁又在关心您了。”程潜接过信一看，骂了声：“这个大流氓。” 就在昨天，黄杰、邓文仪从广州飞到长沙来见陈明仁。陈明仁与黄杰、邓文仪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此刻老同学相逢，心中各走一条道路，交谈中显得格外的不和谐。 黄杰开门见山地说：“已任命程潜为考试院长，弟此行负有迎请程院长就职之使命。” “颂公（程潜）早已到邵阳去了，现在又行踪不明啊！”陈明仁回答。 黄、邓见气氛不热，便将话题一转，利用陈明仁与蒋介石的师生之谊和陈明仁讲义气、重交情的性格来打动陈明仁。 黄杰说：“仁兄为总裁的得意门生，过去总裁待仁兄不薄啊！如今到这个地步，我等黄埔学生，绝不应落井下石，自陷不义啊！”黄杰说到此，见陈明仁沉默不语，以为他有所心动，随即递上蒋介石的亲笔信。 陈明仁拆开，上面的大意内容有两点，一是让陈明仁坚守长沙，二是让他在必要时候，对程潜下杀手。 陈明仁虽然并未为此信所动，但毕竟跟随蒋多年，对面又坐着共事多年的老同学，总得让他们下个台，于是开口说：“我们都是湖南人，个人前途无足轻重，长沙民众生命财产不能毁坏。我的原则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抛弃长沙父老，纵有高官厚禄也不为矣！” 陈明仁陪同黄杰、邓文仪共进午餐。黄、邓仍不死心，午餐之后，又继续纠缠着陈明仁密谈。下午两点多钟，两人还赖着不走。这时，第一兵团（陈明仁兼任司令）和长沙警备区师以上军官和高级幕僚早已齐聚会议室，得着陈明仁宣布重要决定。 警备区参谋长宋英仲要罗文浪去请示陈明仁：“会议还开不开？” 陈明仁说：“广州方面有客人在这里，你叫大家等一等。” 又过了半小时，仍在密谈。这时，一兵团代参谋长、支持起义的黄克虎，和副参谋长耳语了一阵。不一会儿，警卫营长去报告陈明仁：“报告司令，共军先头部队已推进到黄花市以西，游击队出没在市郊和飞机场附近，似有对我进行破坏之企图。” 黄杰、邓文仪一听，联想到机场戒备森严的情景，觉得不能久留，只好起身告辞说：“既然机场附近出现混乱，我们就走吧。” 陈明仁送到楼梯口，扬扬手说：“军务在身，恕不远送。”黄杰、邓文仪坐上吉普车，直奔飞机场而去，飞回衡阳报告白崇禧去了。 第二天，陈明仁叫秘书陈藏仲备车，径至程潜驻地，向他报告黄、邓来长沙的经过。末了将蒋介石的信掏出来，笑着说：“颂公，总裁又在‘关心’您了。”边说边将信递过去。程潜阅后，把信一扔，骂了声：“这个大流氓。” 打发走了黄杰、邓文仪后，程潜、陈明仁集中精力考虑和平起义的问题。程潜对起义态度坚决明朗，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一切委托亲信程星龄全权处理。程潜以他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陈明仁在程潜和李明灏的推动下，决心起义的态度也日趋鲜明，但他在一些问题上却表现得倔强。李明灏针对这个问题，在到达长沙之后，就以代表团的身份同程潜、陈明仁对起义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商议。 关于起义部队驻防交接及解放军入城时间等问题，陈明仁同意将驻长沙之部队于8月1日开始向湘潭、宁乡撤退，只留下维持治安的力量，但希望保留其兵团司令职务。鉴于白崇禧有调部队向邵阳方向进行战斗的企图，程潜、陈明仁提出：“盼在茶陵、攸县、渌口一线的解放军迅速以轻装向邵阳推进，以减轻桂军对邵阳的压力。 陈明仁还提出，他的第一兵团部队除留一个师维持长沙秩序之外，其余部队于3日晚撤退完毕，希望解放军于4日入城。李明灏将这些情况电告了解放军，解放军方面很快回电：“我军不日即开始向茶陵、攸县、邵阳方向前进，我方部队当照来电于4日晚入长沙。 关于机构设置问题，程潜于8月3日提议设立一个临时的指挥机构，程潜在递交报告时向李明灏再三说明其中意义及其原委，他说：“按照常例，必须先作和平谈判，订立和平条文，双方一致，然后行动。唯湘事之进行，远在解放军渡江之前，早与贵方不断接触，意见一致，后受桂军压迫，致未能表现。所以要有一个临时机构为谈判对象，这个特殊情形实难避免。所设的临时机构均属空洞名义，绝不妨碍贵方行动。” 程潜这番考虑，道出了长沙起义的特殊性，很快，毛主席电告程潜：“对所提设立先生领导、暂名 国民党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均属必要，即对施行。” 1949年8月4日下午，由程潜、陈明仁领衔，30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签署的“起义通电”正式发表，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 8月5日，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古城长沙装扮一新，红绿标语贴满墙壁，人们脸上喜笑颜开，奔走相告：“解放军快进城了！” 下午7时，解放军一三八师部队从小吴门威武雄壮地进入市区，10多万群众夹道欢迎，从五里牌到小吴门一派欢腾，锣鼓声鞭炮声、欢迎子弟兵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