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李宗仁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蒋介石为了不让李宗仁知道张学良的幽禁地，就把张学良送到高雄寿山要塞躲藏起来。为了保密，蒋介石甚至不让一个宪兵跟随。 蒋介石坐兵舰在高雄登岸，住在要塞司令部内，立即召见看管张学良的特务队长刘乙光。刘乙光进屋后，蒋介石向他问了张学良的情况后，表示满意，然后叫来侍卫通知保密局发给特务队300两黄金，其中一百两直接是给刘乙光的。刘乙光在1937年看管张学良时，还只是个军统的中校特务， 现在则已经成了保密局的少将大特务，要知道保密局长毛人凤当时也不过是中将军衔，军统头子戴笠的中将军衔还是死后追授的，刘乙光靠着看管张学良这一个工作，在十年时间由中校升为少将，这在军统（保密局）系统中引发哗然，不少老特务愤愤不平。 李宗仁连续指示参谋总长顾祝同、保密局长毛人凤，让释放张学良，结果两人都不搭理，李宗仁便派程思远为代总统代表专程去台湾找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商量释放张学良一事。程思远到台湾后，向陈诚说明来意，结果被陈诚以幽禁张学良的人以此事一向归保密局管理，无权过问为理由予以拒绝。 在此之后，刘乙光对张学良的管束也更严了。张学良与刘乙光为了一些行动限制和信件检扣的事产生了矛盾。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学良的心态也逐渐平和了，开始和刘乙光及其家人关系变得融洽起来。 1959年3月，张群以“总统府”秘书长的身份来到张学良幽禁地，向他传达了蒋介石解除“管束”的命令；为了对张学良负责，需派警员进行“保护”。张群和张学良人称“二张”，是私交甚笃的朋友。 1954年6月，张群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后，加强了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沟通。 1957年9月，在蒋介石70岁生日时，张学良委托张群向蒋赠送礼物，以表示贺寿。蒋介石通过张群向张学良还礼，回赠了一根制作精美的手杖，让张学良多走走，多看看，释心开怀。此时，张群又带来了蒋介石的命令，解除了对张学良的“管束”。但是，张学良的住房对面增设有警务处，任何人想见张学良都需要警务处人员的批准，否则谁也休想见到张学良。 有一次，一个5岁的王家小孩在张学良住宅附近玩耍，扒开了灌木丛和铁丝网，看到院子里坐着一位慈祥的老人——张学良。张学良看见那小孩后，笑着向他招手，示意他到院子里来玩。于是，王姓小孩就大胆地钻进院里，向张学良老人走去。这时，不知从哪儿出来一个持手枪的大汉，对小孩大声喝斥，把小孩吓得差点哭出声来。张学良见此情景，愤怒地责问那持枪大汉：“你怎么对一个孩子这样?”他一边说，一边走到小孩跟前安慰，然后把小孩送出铁丝网，目送小孩消失在灌木丛后，才气冲冲地回到房里。 1961年9月，张学良与赵一荻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搬进了在台北市郊新北投复兴三路新建的住宅。在他们搬进新居的第4天，一位出乎他们意料的朋友周鲸文突然来访。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时，周鲸文任秘书长，两人关系甚为亲密。1948年，周鲸文举家迁往美国，在旧金山郊外一幢别墅里专心学问。 周鲸文这次来台北，是受邀请出席阳明山会议，他提出先决条件：批准他看望老朋友张学良。经过一段时间后，台湾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这对阔别数十年的老友终得相见。两人见面时，百感交集，有说不完的话题。这次会面，他们亲切交谈了6个小时，当时台风袭击了台北，电线被吹断。在没有电灯的情况下，两人还侃侃而谈。 张学良在向周鲸文谈与蒋介石关系时说：“头两年在新竹住，忽然一天接我到台北，让我一个人在一间大客厅等候，我以为一定是外国人或记者会见我。等了一会，进入客厅的不是别人，而是蒋先生。我没有见过他已经有数年了，这次见面我有新奇之感。” 张学良说，他与蒋介石经过寒暄之后，蒋很严肃郑重地对他说：“汉卿，我叫经国和你经常联系，有什么事可以向他讲。你可以搬来台北住，你和经国商量，看看什么地方适宜。” 张学良说：“之后，经国和我往来两年时间，我们看了不少土地，这是他和我商量选定这个地方。地皮是公家的，建筑费是我自己出的。我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它好似北京西山附近，向南望去有条河，北京城南不是有条通往芦沟桥的永定河吗?早晚眺望可引起对故国山河之思。” 张学良最后对周鲸文说：“经过两年和经国亲切往来，我两人相处得很好，不知什么缘故，近来不相往来了，据我侧闻，好似蒋先生不叫他再和我往来了，我们已经好久没见面了。” 从张学良及周鲸文等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看出，和蒋介石不同，蒋经国对张学良完全持同情态度，所以在蒋经国的关照下，张学良的日子也好过了许多。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张学良很是悲痛，他后来回忆说：“蒋经国死的时候，我很难过，他对我很好。”（图片：张学良中与蒋经国（右）、刘乙光（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