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卫生部彻底消灭中医的举措被上报给中央，毛主席得知后大怒：“这是奴才式的思想”，当即撤销了两位始作俑者卫生部副部长的职务。 建国初期的中医，遭遇了一场全方位的打压。1950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一场针对中医的风暴正式拉开帷幕。 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王斌坚持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应当随着封建社会一起被消灭。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代表的普遍支持，并在随后的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1951年，《中医师暂行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这份条例对中医师的资格认定设立了近乎严苛的标准，要求所有中医必须通过正规考试才能获得行医资格。 考试内容包括生理解剖学、细菌学、传染病学等西医知识，这些内容完全超出了传统中医的知识体系。对于以师徒传承为主的中医来说，这无异于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行政层面，对中医的打压更是无处不在。各大医院普遍不接收中医医生，医保报销也对中药采取排斥政策。 高等医学院校不设中医课程，中华医学会拒绝吸收中医会员。这些举措从教育和专业发展层面切断了中医的传承路径。 药品管理方面，许多经过临床验证、深受群众欢迎的中成药被盲目取缔。中药的生产、供应和销售陷入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 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很快显现。在北京，90%以上的中医师未能通过资格考试。 天津作为传统中医较为发达的地区，530多名参考中医中仅55人合格。山西运城地区18个县，竟然找不出一名合格的中医。 江西省的情况更为严重，两次全省中医师资格审查中，8728名中医仅有424人被认定为正式中医师，仅占总数的5%。其余大部分人要么被降为临时中医师，要么直接被取消行医资格。 到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的统计数据显示，合格中医师仅剩1.4万人。这一数字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医被迫离开了行业。 1953年6月，一份来自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钱俊瑞的报告，彻底改变了中医的命运。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卫生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中医的举措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在看到报告后立即作出反应，他认为这是一种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在他看来，中医药是人民群众防病治病的主要依靠，决不能因为一些人的偏见而被消灭。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直接点明了问题的本质。他用＂让神父管和尚＂来比喻当时的情况，认为这种做法只会导致中医队伍不断萎缩。 毛泽东当即作出决定，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卫生部副部长职务。这一果断举措表明了中央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视程度。 在随后发布的《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毛泽东从更高的战略层面阐述了中医的价值。他提出，中医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之一，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实践基础。 毛泽东分析指出，中医是在农业、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而西医则是建立在近代工业基础上的医学体系。两种医学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局限。 他特别强调，中医的宝贵经验必须继承和发扬，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可以逐步改进。同时，西医也存在机械唯物论等问题，需要改进和完善。 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针上，毛泽东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原则。这些原则为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 为了纠正卫生部门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必须在思想上彻底改变。他认为，如果继续放任中西医的对立状态，不仅会影响国家的保健事业，更会造成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 在具体措施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选派西医学习中医经验，允许住院病人使用中药，保护和发展中药资源，整理中医典籍等。 1956年是中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所有歧视性政策法规被全面废止。《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一系列限制中医发展的文件被废除。 为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卫生部专门成立了中医司。首任司长由既懂中医又有革命经验的吕炳奎担任，他曾在江苏省建立全国第一所中医院和中医进修学校。 中医教育体系的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工作。各地开始组织编写中医教材，培养师资力量，为新中国中医教育奠定基础。 在政策支持下，中医人才培养工作全面展开。大量医科大学和医学院校的毕业生被选派到名老中医身边学习，这为实现中西医结合培养了大批人才。 各地的公立医疗机构开始积极吸收中医参与诊疗工作。越来越多的医院设立中医科室，开展中西医联合会诊，并允许住院病人使用中药治疗。 中医药的科研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各地组织有经验的中医开展临床研究，系统总结诊疗经验，并着手整理和研究古代医籍。 到1957年3月，全国已有20万中医参与到各类医疗机构的工作中。他们活跃在联合中医医院、联合诊所、农业合作社的保健站等基层医疗单位。 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也取得重要突破。1967年，在全球疟疾肆虐的背景下，中国科研人员开始从中医药中寻找治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