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后，张作霖回到家就脱衣上炕。可脚往被窝里一伸，竟蹬到一团软滑东西。张作霖点灯查看，不禁惊呼：“三婶儿，你怎么在我屋里！” 张作霖，作为一位大军阀，曾在草莽之中混迹多年，最终凭借着独特的智慧与手段，成功崛起，成为一代枭雄。他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早年他一直是一个土匪，曾因渴望受到招安而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直到有一天，他设下了一个巧妙的计策，抓住了当时盛京将军增祺家眷的机会。 当时，增祺的家眷路经某地，张作霖派人将其劫持，随后将他们安置在自己所控制的地方，提供丰盛的款待，甚至给增祺的夫人安排了上房。张作霖在接待过程中表现出一种被迫为匪的无奈，并故意让随行人员透露他所劫持的正是增祺的家人。 随行的人员因此劝说张作霖接受官府的招抚，并表示增祺家眷已被劫持。张作霖假装惊恐，向增祺夫人道歉，最终成功得到她的同意，帮助他谋取招安。张作霖虽然出身草莽，但他治军有道，知人善用。 在用人方面，他总能以其独特的眼光和策略做出决定。早年他当过胡子，某次战斗中被打散，饿得肚子空空。正当他困顿时，一家小餐馆的老孙头悄悄地给了他几个馒头。在那时，张作霖并没有忘记老孙头的好，后将其安排在自己的大帅府，担任了后勤的小领班。 有一次，大帅府的厕所因为雨后积水而满溢，老孙头自告奋勇地跳进了粪坑里清理积水。当张作霖听闻后，忍不住大笑，并称这就是“身先士卒”。他随即命副官将老孙头带去见东大营的师长，并说要送他一个连长。 然而，第二天老孙头来找张作霖诉苦，表示自己根本不适合当官，士兵们都不听自己的指挥。张作霖听后大怒，原本的团长被降职，而老孙头则被提升为团长，领导部队。令人惊讶的是，老孙头在战场上表现出色，竟然成为了张作霖的猛将，屡立战功。 深秋的东北，夜幕降临得特别早。这天傍晚，张作霖从店铺回到住处，寒风刺骨，他急匆匆地推开门，想要赶紧钻进暖和的被窝。屋里没有点灯，漆黑一片，但他对房间的布置早已熟悉。脱掉厚重的衣服，他摸索着爬上了热炕，将冻僵的双脚伸进被窝，想要暖和暖和。 谁知脚刚一伸进去，就碰到了一团软软的、滑滑的东西。这异样的触感让张作霖浑身一激灵，他连忙跳起来点亮了油灯。灯光下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禹家的三婶正躺在他的被窝里。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年轻的张作霖手足无措，只能慌忙转身离开。 这个令人尴尬的夜晚，成为了张作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若要说起他的往事，还得从他的童年说起。张作霖出生在奉天海城县的北小洼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他的父亲张有财，本该是一家之主，却沉迷赌博，不务正业。每天不是在赌场上输得精光，就是到处躲债，根本不管家里的生计。 张作霖的母亲王氏是个刚强的女人。面对丈夫的无所作为，她只能独自支撑着这个家，既要照顾几个年幼的孩子，又要操持家务。可是天不遂人愿，张有财最终因为无力偿还赌债，被债主打死。这个不幸的消息对张家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失去了丈夫的王氏，带着年幼的张作霖投奔了娘家。在外祖父家的赵家庙村，母子俩总算找到了暂时的栖身之所。为了让儿子能有一技之长，王氏想尽办法让张作霖拜师学艺，学习兽医。这门手艺虽然不是什么显赫的职业，但至少能够糊口。 有一次，他毫无预兆地将秘书长撤职。有人不解，问为何撤职一个并未犯错的官员。张作霖解释道：“他并没有犯错，我也没什么可责怪他的。但他做了八年秘书长，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批评意见。八年来，我难道没有做错过什么吗？他从不指出我的过错，只是奉承我。这样的秘书长还有什么用？” 张作霖在驻军北京期间，面临着地方官员请求解决匪患问题的压力。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他做出了一项看似古怪的决策。他下令发布布告，宣布：“凡赎绑票者一律枪毙。”此举令许多人感到困惑，甚至有人在背后指责他，认为张作霖依旧保持着匪性，不仅不打击土匪，反而对受害者下手。 原本，绑票行为在当地成了土匪的重要收入来源，许多土匪通过绑架富人和商人勒索赎金来维持生计。然而，张作霖的这一命令直接切断了土匪们的财路。最终，这一举措迫使土匪们纷纷洗手不干，城市的治安问题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一次，他下令在帅府设置夜间戒严，午夜过后不允许任何人出入。然而，某夜张作霖回到帅府时，门卫以已经过了规定时间为由拒绝让他进入。张作霖只能绕到后门进入。第二天，他召见了门卫，并破格升他为看守所所长。门卫表示自己不识字，不适合做官，张作霖则回应说：“没关系，我会给你找一个识字的秘书。” 1928年5月，张作霖作为国家元首时，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要求他签署《吉珲铁路修筑合约》。这个合约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但张作霖显然不愿意为此卖国求荣。在面对公使时，他故作认真地阅读合约，不时点头或摇头，直到最后，他拿起笔，在合约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阅”字，而非他的名字，这一举动让日本公使愕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