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友三是民国著名的“倒戈将军”，纵观他的一生，在许多军阀手下都立过足，然后又无一例外地背叛了他们，所以被称为“变色龙”。 石友三出身贫苦，父亲是赶大车的，母亲是种田的，因为生活困难，所以他从很小就开始在一家粮店做学徒。由于石友三善于察言观色，深得粮店的少东家喜欢，后来，少东家还出资供他上了学。 17岁时，石友三投奔驻河北廊坊的新军，在第三镇吴佩孚的麾下当差，后来离开部队，一直在北京流浪。 1912年，21岁的石友三投入冯玉祥军中，成为马夫，很快他就受到了冯玉祥的器重，此后一路高升，从马夫一直升任军长。 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进攻冯玉祥。时任第6军军长兼第6师师长的石友三奉冯玉祥的命令率部阻挡晋军，然而却遇到了他曾经的老师、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善变的石友三见冯玉祥四面受敌，形势不妙，就私下与商震商量，意欲背叛冯玉祥。 在这场大战中，冯玉祥的部队损失惨重，但石友三的部队不仅几乎毫发无损，他还在商震的劝说下率部投降了阎锡山。 1926年9月，冯玉祥召集旧部东山再起。此时的石友三，在阎锡山手下屡不得志，就又率部回到了冯玉祥的麾下。石友三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最终得到了冯玉祥的原谅。不久，冯玉祥任命石友三为第五路军司令。1928年，石友三率部参加了二次北伐。 1929年上半年，蒋桂战争爆发，石友三奉部向襄樊推进。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任命石友三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统率第24师、第26和第29师约5万余人。然而，当石友三得知韩复榘在武汉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重金赏赐之后，又一次起了反叛之心。6月1日，石友三率部开进许昌后，派亲信前往武汉，面见蒋介石，联络投降事宜。不久，蒋介石心腹钱大钧到许昌与石友三面谈。当钱大钧拿出500万支票的犒赏费递给石友三，并当场宣布了委任状后，石友三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的“忠心”，也马上宣布了冯玉祥的“十大罪状”。 几个月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安徽省主席不久的石友三再次倒戈，公开宣布将率部讨伐蒋介石。12月2日，石友三率部炮轰南京，彻底与蒋介石决裂。 此后，石友三一直在各个军阀的麾下游走，但由于他常常叛变，所以各个军阀都不信任他。中原大战后，石友三投奔了张学良，但不久后又背叛张学良，但旋即被击败，全军覆没。万般无奈的石友三，逃到了山东，在韩复榘的庇护下筹谋东山再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四处搜罗汉奸、失意政客以及下野军阀，为自己全面侵华做内应。石友三在日本人资助下，在冀东一带纠结了一批流氓、土匪和逃兵，组建了自己所谓的“队伍”，为日军刺探情报，并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1933年，日方在天津策划成立伪政权，石友三鞍前马后筹备协助，好不殷勤。石友三的这一系列行径，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怒，命令戴笠务必除掉石友三。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 陈恭澍接到任务后，立即布置人马展开行动。经过跟踪和侦察，陈恭澍得知，石友三住在天津日租界内的秋田街上，居住的位置很隐蔽，人流量很少，非常不便于特务们动手。再加上石家门口有日军守卫，一有情况，日军会迅速赶来，所以特务处的刺杀行动一旦暴露，很有可能因为寡不敌众而失败。 正当陈恭澍愁眉不展之际，手下的特务联络上了石友三的一个副官，这个副官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根据这名副官提供的情报，陈恭澍得知，石友三家一共有五个侍卫和一个侍卫长，在石友三家门口站岗的日本士兵是日本宪兵队派来的，为了避免他们被人收买，日本宪兵队会不定期地更换这批站岗的日本士兵。石友三喜欢抽鸦片，每天晚睡晚起，行踪诡秘。石友三出门前，从不向任何人透露出门的时间和去向，司机随时待命，直到出了大门坐上汽车，确认没有危险后，石友三才会告诉司机此行的目的地。而且石友三自知树敌众多，所以几乎从来不主动走出日租界。 这些情报让陈恭澍感到非常泄气，不知如何对如此谨慎小心的石友三下手。然而，就在陈恭澍抓耳挠腮不知所措之际，石友三的副官又提供了一条非常有用的新线索。原来，石友三家有一位厨师，平时就看不惯石友三的汉奸行径，而石友三脾气又非常暴躁，饭菜稍不合口味就会训斥甚至打骂厨师，因此这位厨师对石友三怀恨已久，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陈恭澍亲自约见石友三的副官，和那位副官一起制订了一个看似完美的计划，那就是让那位副官做石友三家的厨师的思想工作，鼓动他刺杀石友三，副官一口应允。 正当陈恭澍等待那名副官和厨师的好消息时，却传来了两人一起被捕的消息。原来，这两人在给石友三下毒的时候露了马脚，被石友三家的其他下人发现并了。就这样，陈恭澍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暗杀计划失败了。 虽然石友三侥幸逃脱了的暗杀，但最终还是恶贯满盈不得善终，1940年底，石友三准备率部投日，被不愿意当汉奸的部下高树勋派人活埋在黄河边，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