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2日，卫立煌被任命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兼代东北行辕主任。为了安抚勉强同意来东北应付危局的卫立煌，蒋介石允诺将陈诚在东北期间损失的部队及装备全部恢复充实，并将第54军增调东北战场。 这次派卫立煌来东北，固然是出于形势所迫，但在蒋介石内心深处，对他仍是不甚放心的。所以，卫立煌在东北期间，虽然名义上掌握了大权，但在许多事情上，并不能完全做得了主。蒋、卫二人在东北撤守问题上意见不一，更加剧了彼此间的不信任和矛盾，致使对于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意见始终无法统一，最后加快了几十万在东北的国军精锐部队的覆没。 卫立煌到东北之后，考虑到陈诚之前四面出击四面损失的教训，转而采取一种持重态度。他认为，依现有在东北的国军部队，向解放军进攻则力量不足，但若防守一些战略要点，力量还是有余的。因此当务之急是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 上任伊始，卫立煌便主张“重新整军”、“固守东北”，提出“固点、连线，扩面”，“重点不重线”等作战方针，一方面努力加强沈阳外围防务，确保沈阳安全，维护沈阳南部的水陆交通;另一方面则要长春、锦州、四平街守军固守城池，牵制解放军力量。 但是，解放军凌厉的攻势让卫立煌的计划成为泡影。2月6日，解放军4纵、6纵等部攻克辽阳，全歼守军新5军54师，继而又于2月19日再克鞍山，歼灭第52军25师。 同时，解放军3纵、10纵等部攻占法库，追歼守军新6军暂62师，随后乘胜南进，威逼营口，驻守营口的暂58师师长王家善率全师起义，营口又告丢失。2月28日，开原也被解放军攻取。而华北的解放军也派出三旅兵力切断了榆关至锦州的交通。 在解放军连战连捷之下，在东北各据点防守的国军各部阵脚大乱，不断发电告急。接连的失利让蒋介石格外焦虑，他再三电令卫立煌派兵去解各地守军的围，并打通沈锦线。但卫立煌却一概不为所动。他认为解放军的真正意图是围城打援，消灭东北国军主力，故不能轻举妄动，否则损失会更大。 对于蒋介石的催逼和四周的战局变幻，卫立煌一直坚持自己的既定主张，把主力纷纷集中在沈阳附近，一面补充兵员装备，一面抓紧整军经武，检查督促国军各部进行军事训练和实战演习，准备固守沈阳以待时局变化。 蒋介石鉴于东北战局的极度恶化，已经失去了保全东北的信心，同时对卫立煌在沈阳按兵不动，“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也深感不满，于是他决定将驻沈阳的国军主力撤至锦州一线，与原在锦州、山海关等地的部队联为一体，先保存实力再说。 2月20日，蒋介石专派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闿、副厅长李树正飞到沈阳与卫立煌协商，并提出仅留第53军及207师驻守沈阳，其余国军主力应尽快从沈阳撤至锦州。 卫立煌获悉蒋介石的这个意见后很是不满，他没有料到蒋竟会这么快就改变了当初亲自向卫许下的全力支持保住东北的诺言。卫立煌一向是把沈阳当作一个战略基地来经营的，也下了很大本钱，现在凭蒋的一句话便要撤军，当然是想不通的，但他又不敢公然违抗蒋的意旨，只好分别找身边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商议对策。 在罗泽闿、李树正二人到达沈阳的当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已经睡下，忽然接到卫立煌的随从副官打来的电话，说卫有要事相商，请郑洞国即刻就去见。 郑洞国匆匆赶至卫立煌的寓所时，卫已在一间小客厅里等候。郑洞国刚刚在沙发上坐下，卫立煌就将蒋介石的意见内容向郑洞国作了传达。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郑问：“桂庭（郑洞国，字桂庭），你的意见是怎么办?” 事出突然之下，郑洞国一时不好回答，便推辞说：“还是先听听总司令的意见吧。”卫立煌沉吟了一下，犹豫地说：“如果委员长坚持这样决定，我们当然也只好服从。不过，现在放弃沈阳去打通锦州，途中要通过几道河流，依我军目前的士气，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 少顷，卫立煌又带着试探的口气说：“我们最好能说服委员长，让我们暂时固守沈阳，整训部队，然后再乘机出击，是有希望扭转战局的。况且沈阳有兵工厂，抚顺有汽油，本溪有煤，粮食也可以想办法，完全能够坚持下去。你看如何?” 听了卫立煌的话，郑洞国心中矛盾重重，半晌没有作声。其实，对于卫立煌力图固守沈阳的一套主张，郑洞国心里是有看法的。 郑洞国认为，卫立煌这样将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分散困守着十余个孤立的据点，等着被解放军分而歼之，在战略上是极其被动的，也是必输的。如果能正视失利的现实，将主力拉出去，将来或许还能卷土重来，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但是，郑洞国也不好直接反对，于是又提出先在沈阳守上一个时期，看情况再打通锦州稳妥些。卫立煌便说：“桂庭也是这样想，我便放心了。明天我们再和其他将领们商议一下，如果大家意见一致，我们就把这个想法报告给委员长。” 到了第二天，卫立煌又征询了赵家骧、廖耀湘等高级将领的意见，大家也都觉得目前不宜向锦州撤退。 于是，卫立煌决定暂不执行转移命令，派郑洞国去南京向蒋介石当面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