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孙殿英在与四马联军激战数月后，遭到惨败，他率部溃退，马鸿逵部则紧紧猛追。为了彻底击倒孙殿英，蒋介石、张学良分别密令阎锡山、傅作义在黄河边堵截，务期一举歼灭孙殿英残部于黄河南岸地区。 阎锡山尽管也早有除掉孙殿英的打算，但是他却心思更深，有自己的打算，此时晋系军队早已根据阎锡山的布置，推进至三盛公、石嘴子一带。孙殿英正处于被马鸿逵追击部队消灭的危险境地，赵承绶（晋军骑兵司令）派骑兵第三旅吕汝骥部把孙殿英从石嘴子以南接应过来，于是孙的残部也得以安全渡过黄河，逃出马鸿逵的势力范围。 眼见孙殿英就要全军覆没，却被阎锡山的骑兵部队接应救走，马鸿逵为此大大不满，曾电报蒋介石和张学良说：“赵承绶的部队不只不截击孙殿英，反而把孙部接应过去。”蒋、张都非常生气，致电傅作义追问：“赵承绶是奉谁的命令这样做？”当他们以后知道这里有文章，背后是阎锡山后，此事才不了了之。 其实，赵承绶一方面把孙殿英残部接应下来，另一方面与傅作义、王靖国三部已在三盛公地区布成防线，阻止孙部再向后撤，按照阎锡山的计划，三人早已秘密商量好解决孙殿英的办法，把孙殿英接应下来，是使他信而不疑、稳上圈套之计。 孙殿英退过黄河以后，狼狈不堪，兵无粮，马无草，完全陷于困境。有一天，赵承绶给孙殿英打电话说：“傅主席（傅作义时任绥远省主席）已经到五原，请你立刻来五原开会，共商善后办法。我也在五原等你，请你务必立刻就来。” 赵承绶在电话中又安慰了孙殿英一番。孙殿英毫无怀疑，电话答复：“马上就到五原开会，请老弟多多帮忙。”这时候，孙殿英还在梦中，认为傅作义、赵承绶一定会帮助他解决问题。 孙殿英到五原后，情绪很懊丧，把进攻宁夏的情况详细和赵承绶谈了一遍。赵承绶立刻领他见傅作义，傅作义把事先拟好的一个阎锡山给的电报给孙殿英看，电文内容大意是：“殿英未遵照南京命令去青海，反而攻击宁夏，蒋先生大为不满。殿英失败后，善后很难处理，也不好向蒋先生交代，希望孙殿英速速到太原商讨善后办法。” 这时，孙殿英想到穷途末路，毫无办法，只好答应亲去太原。几个人催他马上动身，孙殿英只吃了一些点心，就乘坐给他备好的汽车，由赵承绶派人送他到包头，转乘备好的火车，经大同赴太原。实际上就等于是赵承绶等人把孙殿英押解太原，交阎锡山处理了。 孙殿英离开后，所留下的残部由刘月亭、卢丰年负责。刘、卢驻磴口一带，无粮无饷，四面楚歌，陷于绝境，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官兵宰食骡马甚多，磴口一带，骡马骨堆积如山。 阎锡山部在三盛公的面粉虽堆满仓库，但声言孙部如不缴枪，绝不发给一斤粮食。当时，曾有以一张烙饼可以换到一匹马，一盒纸烟可以换得一支手枪的事情，孙部困境，可想而知。 刘月亭、卢丰年曾多次请求整编办法，阎锡山手下将领都答以奉蒋介石、张学良的命令，一定要先把武器交出，再徒手开到北平去整编。那时，王靖国驻在三盛公，赵承绶和傅作义同在五原，专门处理此事。后来，刘、卢又要求先编成两个旅，由他二人分任旅长，并希望保留这两个旅的武器，阎锡山还是没有允许。这时，阎锡山早已电报指示晋军将领，不许给孙部留一支枪、一颗子弹、一匹骡马。 阎锡山心思缜密，考虑到如果给他们留枪，等于还是孙殿英发给他们的；如整编以后再发武器，那就变成阎锡山发给的了，这里面区别大了。因此，阎锡山坚持要刘、卢先交枪，再谈问题。刘、卢迫不得已，只好全部缴械。就这样，阎锡山一枪未发，就把孙殿英的几万人马解决了。 孙殿英残部缴械的办法是：按序列先后开过晋军第一道防线时，收缴全部大枪，第二道防线收缴全部马匹，最后一道防线，尽收所有残留的武器、骡马以及手枪等，确实做到不留一枪、一弹、一匹骡马。这些徒手队伍，除由刘月亭、卢丰年编为两个旅外，其余余均补充晋军。收编孙殿英的残部，让晋军数量大增，傅作义、王靖国及赵承绶的部队由之前的不满编，到各个班都有备补兵几人，开晋军编制备补的先例。 刘、卢两徒手旅在开赴北平由张学良处理，途经包头时，由卢出面以老同事、老朋友的情面向晋军要求发还武器，且一再纠缠，但晋军早已接到阎锡山的命令，一枪未给。所谓先整编后发枪的诺言，又成了骗局。 孙殿英到太原后，深知上了阎锡山的大当，但也没有丝毫办法，只得暂时住到太原西南50里的名胜古迹地“晋祠镇”，待机再起。 野心勃勃的孙殿英，在阎锡山的阴谋下，不能不蛰伏起来，他在晋祠期间，当年的西北军同僚庞炳勋有一次去看他，孙殿英慨然地说：“万没想到我攻宁夏失败，叫三个小孩子（指傅作义、赵承绶、王靖国）就收拾了。” 庞炳勋叹了口气，说：“你到现在还在梦中，小孩子哪有这么大本领？还不是老鬼（指阎锡山）的把戏。”言毕，两人相视苦笑。直到1936年，孙殿英才离开晋祠，到北平投在宋哲元属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