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日，上海“讼棍”李鸿福、赵幼青、杨振寰被戴高帽，当街示众。这三个男人，穿着长衫——这在旧时曾是断文识字者的标识。而聚在他们周围的人，或着衬衫毛衣，或着军装。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只有他们三人还穿着旧日的衣裳，不合时宜地恭手微笑。在镜头对准他们的一瞬，还是下意识地，笑了。法院召开群众大会，要求讼棍三人在群众面前坦白他们欺诈人民的罪行。“讼棍们”一个个坦白欺骗敲榨人民的经过：“我们代人写状，五百也要，一千两千也要，一天可以弄个万儿八千。”在他们坦白之后，洪科长宣布：将李赵二人交保释放，杨振寰因另案关系仍予还押，弄清楚后再定。围观群众皆拍掌拥护人民法院的贤明举措。 或许是意识到用力过猛。半个月后，上海人民法院院长汤镛登报自我检讨。标题为《给讼棍戴高帽子有失法治精神，决加强政策学习严格纪律教育》。文中说到：本院令赵等“头戴高帽，手敲铜锣”一事的处理程序及方式，经该院领导加以检讨，认为此种做法，与人民政府法治精神不合，亟须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