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七大召开，毛主席审查中央委员名单：李井泉不宜为中央委员 1945年4月23日，“七大”如期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大会共有752名代表，其中544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他们共同代表着121万名党员的利益和期望。 会议由毛泽东主席主持，他在开幕词中阐述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并在主会议中详细报告了《论联合政府》。 大会期间，代表们积极参与讨论，体现了高度的民主精神。在审议《论联合政府》报告时，代表们注意到文中有使用不同词语但意思相同的段落，建议统一相关表述。对此，毛主席立即表示支持，并指示即刻进行文稿的修改。 选举中央委员的提名阶段则是大会的一个高潮。讨论中，代表们对是否提名王明产生了激烈争论。王明的历史错误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许多代表对他缺乏自我批评的态度表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反复强调错误能被纠正的重要性，试图维护党内的团结。 争论中，代表们提出了选拔中央委员的三个标准：历史清白、国内外知名度、以及广泛的知识面。毛主席对此发表了看法，他认为这些标准虽然理想，但实际上很难完全达到。他自谦地表示，即便是他自己也无法完全符合这些标准，从而表明无人能够完美无缺。 经过深入讨论后，代表们最终放宽了对中央委员资格的严苛要求，提名阶段顺利完成。而当毛主席在审核中央委员名单时，他指出：“把李井泉和陈光同志的名字给划了，他们不适合当中央委员。” 这一决策在会场上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李井泉自井冈山时期起就参与了革命活动，与毛主席有着长期的战斗伙伴关系，其在党内的资历和经验被广泛认可。 李井泉生于1909年，父亲是村中少数的知识分子，怀揣着对儿子的期望，经常令李井泉闭门苦读经典，希望他能成才。 青年时期，李井泉在父亲的安排下，远赴抚州的洋学堂学习。1924年秋，他入读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正值学校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李井泉的思想因此得到极大的触动。 李井泉与同学舒同秘密成立了“读书会”，名义上是学习交流，实则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李井泉在学业上表现优异，他撰写的进步文章在校内外产生广泛影响，部分文章在南下的“八一”起义部队中被用作宣传材料。 1927年春，章涤昌引荐，李井泉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与南昌农民协会大会。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李井泉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在起义后被派至第4军第25师任政治宣传员。他积极前线宣讲，提升士气，鼓励士兵以必胜的决心对抗敌人。 起义成功后，李井泉转至广东大埔、丰顺等地从事地方工作，后任共青团区委书记。他在艰苦条件下坚守革命岗位，显示出革命者的坚韧意志。 1930年，李井泉被东江特委派往中央苏区，与毛主席会面。毛主席赞赏其政治才能，随后李井泉在红一方面军担任秘书长。年末，李井泉正式成为共产党员。 随着红军面对严峻挑战，1934年长征期间，李井泉担任中央纵队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筹集粮食与资金，坚持仅没收敌对势力资源，保护民众财产。他的公正行动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力。 红军北上期间，李井泉在农村积极宣传动员，撰写宣传标语。1935年，他在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出于谦让，提议本地人陈荣檀担任主席，自己担任副主席，以协助地方工作。 毛主席高度评价李井泉的能力，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他让李井泉准备长期游击战斗，分析了地形与敌情，提出具体策略。 不久后，由于形势变化，李井泉带领部队快速撤离冕宁，继续在复杂环境中展开斗争，表现出卓越的政治与军事才能。他与红九军团在四川天全夺取关键地点，为红军主力的通过创造了条件，成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关于将李井泉和陈光的名字从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划去，毛主席指出，名单中包含了过多来自井冈山的成员。他强调，为了保持组织的平衡及全党的团结，需要更多地考虑到其他地区，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代表。 毛主席回忆道，长征过程中的艰难和不确定，直到到达陕北，看到那里的红军标语，才感到一种归属和安定。他提醒所有人不要忘记在陕北根据地努力的同志们。尽管红四方面军中出现了像张国焘这样的问题人物，但大部分同志都是值得信赖的。 最终，这一决策重新提交给了代表团进行讨论。讨论过程中，虽然有少数同志表达了异议，但大多数代表对最终名单表示满意。 选举结果显示，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内的44人被选为中央委员，而廖承志、王稼祥等33人则被选为候补委员，毛泽东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参考资料：王健英著. 《中国红军人物志》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