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钟伟将被平反后，找黄克诚要他的老房子，黄克诚大骂：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那是你的房子吗？那是国家的房子！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会议期间，彭德怀将军提出了对大跃进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激起了轩然大波。 钟伟将军作为一名老红军，一位与彭德怀共过生死的战友，在这场政治风暴中选择了坚定地站在彭德怀一边。他在会议上多次发言，据理力争，为彭德怀的观点进行辩护。 这种出于信念的忠诚表态，最终让钟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会议形势的急剧转变，彭德怀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包括钟伟和黄克诚在内的一批支持彭德怀的干部，也被扣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 对于钟伟来说，这个政治标签带来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打击，更有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变故。他被组织下放到外地，在北京的房产也被收回，一夜之间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 二十多年的时光飞逝，到了1980年，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钟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作为对他的补偿，组织给钟伟安排了一套新房。然而这套新房子的面积较小，不太符合钟伟的期待。除此之外，在北京西山，钟伟还拥有一座别墅，但因为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他也不愿意搬去居住。 对于一个经历过长征、参加过无数次战斗的老革命来说，安逸的居住条件本不该成为困扰。但此时的钟伟，却对自己那套被收回的老房子产生了强烈的眷恋之情。 在中央纪委常务书记办公室里，钟伟向黄克诚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他详细解释了想要回老房子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片院子里的三十棵桃树。 这些桃树是他亲手栽种的，从树苗长成大树，见证了他在和平年代的点点滴滴。每到春天，桃花盛开的景象总是让他感到无比欣慰。 对于这套老房子，钟伟还有更深层的情感寄托。那里不仅是一个居所，更承载着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好回忆。他甚至表示，将来去世后也想在那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面对老部下的请求，黄克诚起初静静地听着，目光中透露出复杂的神情。作为一个同样经历过政治风雨的老革命，他深知这种对故居的眷恋之情。 然而，当钟伟说完这些理由后，黄克诚却突然变得异常严肃。他用手中的拐杖重重地敲击着桌面，声音提高了八度。 黄克诚首先提醒钟伟回想当年参加红军时的情景。那时候，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艰苦的程度远非今人能想象。 在这番话语中，黄克诚试图唤醒钟伟对革命初心的记忆。他直指问题的核心：参加革命难道是为了得到一套房子吗？ 接着，黄克诚更加严厉地指出了钟伟认识上的偏差。那套房子从来就不是私人财产，而是属于国家的资产。 作为一个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革命，把公家的房子当成自己的私产，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黄克诚甚至直言，如果真的要回了那套房子，将会给老红军、老革命的群体抹黑。 这番话语虽然严厉，但句句切中要害。它不仅点明了公私财产的界限，更重要的是提醒了革命干部的政治觉悟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年代，一些同志确实容易在物质生活改善后，逐渐模糊了某些重要的界限。黄克诚的这番话，恰恰点明了这个普遍性的问题。 对于钟伟来说，这番谈话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他立即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不再追求那套老房子。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钟伟的长子从农村老家来到北京寻找父亲。当时的北京正处于建设热潮中，到处都需要劳动力，各个单位都在招工。 按照钟伟的职务和地位，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一个工作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面对儿子的请求，钟伟却给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回老家继续种地。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很多高级干部都会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子女谋取一些利益。但钟伟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用实际行动为广大干部做出了表率。 他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其他干部。如果自己带头给子女安排工作，就会助长不正之风。 1984年，钟伟的身体状况开始急剧恶化。在住院期间，老战友黄克诚专程前来探望。 当黄克诚询问他家中情况时，钟伟平静地说，孩子们都在老家，孙子孙女也都在农村生活。这种淡然的态度，赢得了黄克诚的由衷敬佩。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钟伟留下了一份简短却意味深长的遗嘱。他表示不需要组织补发任何薪金，因为子女们都能自食其力。 更让人感动的是，他将自己仅有的一些贵重物品——电视机和冰箱，作为党费上交给组织。这种将有限的个人财产献给党的行为，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品格。 在遗嘱中，钟伟还特别要求不要举行追悼会和灵前告别仪式。他选择将骨灰撒在平江天岳书院——这是他当年参加革命的起点。 1984年6月24日，钟伟将军离开了人世，享年73岁。他的一生，从参加革命到离世，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精神，什么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他的事迹，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