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2月，孙殿英野心勃勃， 想率六万人马西进占领宁夏、青海，进而成为“西北王”。阎锡山表面支持孙殿英，派心腹赵承绥带人送去子弹五十万发、手榴弹三万枚及几十挺机枪，暗中则秘密布局，准备寻机解决。 赵承绥借送弹药的机会，在孙殿英那里住了几天，一回到太原，阎锡山就迫不及待的召见，见面就问：“根据你此去的了解，攻打孙殿英，有无取胜的把握？” 赵承绥说：“孙殿英的部众大都是收编的土匪，战斗力不强，但兵力不下六万。要打得话，我和王靖国、傅作义的部队加起来，是可以取胜的，但耗时必然不短，恐数月不能结束。最大的问题是，孙殿英狡诈多变，万一逃窜后继续为匪滋扰地方，那就不好办了。” 阎锡山听后眉头紧皱，考虑了一会后说：“看来不能硬拼，打个两败俱伤便宜了别人。你完了去和宜生（傅作义）商议一下，他在军事上有点子。” 说起来，阎锡山不打孙殿英的主要原因，还是对晋军的战斗力不放心，在他看来，晋军将领中也就傅作义能对付孙殿英。 当时，孙殿英被蒋介石委任为“青海屯垦督办”，苦于没有地盘的孙殿英，认为这是一个趁机夺占青海、宁夏的机会。 宁夏由马鸿宾、马鸿逵兄弟控制，青海由马步青、马步芳兄弟盘踞。“宁马”和“青马”的兵力加起来四万多人，论兵力孙殿英占优，但“四马”有后方，又是防御姿态，因此孙殿英带着大军到绥西后，采取观望姿态，下不了西进的决心。 孙军到绥西后，收编了当地匪众一万余人，兵力扩充到七万多，由于军纪败坏，当地民众苦不堪言。傅作义大怒，去找阎锡山，要求武力解决孙殿英，阎锡山也很是头疼，派人告知孙殿英，说绥西穷苦，无法承担这么多的驻军。 孙殿英也清楚绥西非久留之地，在大肆购买和搜刮物资后，于1936年1月，向宁夏开进。野心勃勃的孙殿英，对手下将领宣布了他的计划：先占宁夏，再下甘肃，后入青海，进而占据新疆，最终全据西北。 仗还没有开打，孙殿英把主要职务都提前圈定了，他自任西北总司令，杨干卿主政宁夏，刘月亭主政甘肃等等。 蒋介石得知孙军开拨后，玩弄两面手法，给“四马”发去密电，让他们截击孙殿英。“四马拒孙”之战，战场在宁夏，但“青马”出动了一万多主力，马步芳对部下的解释是：“拒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守住青海。但我们必须出兵到宁夏去，一旦孙殿英获胜，宁马败了，我们也坚持不了多久，这就是唇亡齿寒。” “四马”给南京发去求援电，希望让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派兵助战，但蒋介石显然只会坐观成败，无论是“四马”覆灭，还是孙殿英败亡，对他而言都是好消息。 阎锡山在孙军离开绥西后，马上部署后手，密令傅作义、王靖国等将领，做好断孙军后路的准备。 孙殿英的如意算盘是，先集中兵力击败“宁马”，再对付“青马”，他给马步芳发去了“言辞恳切”的电文，大意是他虽被任命为“青海屯垦督办”，但对那里并无兴趣，部队路过宁夏，但不会去青海。 “宁马”兵力不到三万，孙殿英自认两倍多的兵力优势，取胜的把握极大，可当“青马”一万多人也入宁参战后，实力的差距就没有那么悬殊了。 “四马”骨干将领举行联合会议，制定了作战计划：主力暂不和孙军决战，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战场放在银川城。坚守一段时间，待孙军疲惫后，再全线反击。 进入宁夏二十多天后，孙军进逼银川，孙殿英志得意满，对手下将领说：“马鸿逵已成瓮中之鳖，谁的部队攻城立下首功，我让他当宁夏警备司令。” 孙殿英显然是过于乐观了，连续数日攻城，均告失败。孙殿英大怒，在2月5日深夜，集结六千多人，以五百人为一队，分成十几队从城东、城北偷偷登城，但被守军很快发现，偷袭变成强攻，激战至凌晨，孙军伤亡惨重，不得不终止进攻。 在银川城下鏖战到2月22日，孙军弹药消耗大半，补给几乎耗尽，陷入了绝境。蒋介石见孙殿英败势显露，落井下石，宣布孙军为“叛军”，免去孙殿英的本兼职务，同时还密电阎锡山，配合“四马”，夹击孙军。 丢了职务的孙殿英，对部下控制度大减，难以再发号施令，孙军的主要将领杨干卿、李纯华、孟庆典等人，本就是见利忘义之人，纷纷带着部队撤离战场，几天之内，就有二万多人被拉走。 这时，马步芳又从青海抽调了五千多人赶到银川城下助战，孙殿英还不死心，继续督率部队作战，但攻守之势已然逆转。 到了3月中旬，孙军每天都自行逃散上千人。庞炳勋等原西北军将领，去电劝孙殿英下野以避风头，四面楚歌的孙殿英只得率部东逃，在19日总撤退当天，又有近七千人逃散。 孙军溃逃时，“四马”的骑兵部队穷追不舍，但阎锡山很快派大军接应，“四马”骑兵只得后撤。阎锡山所谓的“接应”，并未安好心，当孙军到绥西后，仅剩的二万多人，被晋军强行缴械收编。 “四马拒孙”之战，阎锡山收编了孙军二万多人，扩编了一个军，又抢走了孙军在后方存放的大批物资，未损失一兵一卒，倒成了最大的赢家。 几个月前还不可一世的孙殿英，成了寄人篱下的光杆司令，他的“西北王”迷梦无法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