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从香港逃到澳门的军统少将文强，正在街上闲逛，一个青年走来打招呼喊：“文主任！”文强说：“你是不是认错人了？”青年恭敬地说：“部下一点没有认错。你是我的长官，又是我的老师。我是你挑选到俞作柏手下做侍从副官的，后来又是你把我选到干训大队受训。我叫梁东华。” 文强不知底细，仍迟疑着没有表态。梁东华又说：“我是1939年被调到军统局上海区行动大队作小队长，后因大队长廖公劭被日本宪兵逮捕，部下溃散。我逃离上海后，流落到了澳门，在这里以走私为生，还娶了一个江苏籍妻子，已快临产。” 文强听梁东华说的许多情况确实无误，只得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说明了自己从香港逃到澳门的困难处境。梁东华马上表示一定帮文强渡过难关，并告诫文强，澳门风声很紧，要少外出，估计在澳门还会有认识他的人。 分手时，梁东华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了文强，又问文强的住址。文强为防万一，谎称住在某大酒店二楼某号。梁东华走后，文强赶紧到附近一棵大树下找到躲在那里观望动静的连谋（和文强同来澳门的黄埔同学），给他谈了刚才的情况。 连谋坚信此人是日本暗探，只因是一个人不好下手才没有抓文强。他又抱怨文强要连累他一家人了。文强连忙对连谋解释，并未将真实住址告诉梁东华。连谋听也不想再听，拔腿便匆匆走了。文强也不想再去追着向连谋解释。他决定先去冒险打探一下梁东华的情况。他叫了一辆人力车，按梁东华所说的住址，找到了一处小院。 小院围墙门边垂着拉门铃的铅丝。文强拉了几下，开门出来一个女佣，文强问明这里确实是梁东华的家，便说自己是梁东华的朋友，姓文。女佣进去通报后，出来一个大腹便便的年轻孕妇，高兴地把文强请进屋去，并告诉他，刚才梁东华回来说是遇到了一个姓文的老师，很高兴，已经到文强所说的酒店看望去了。 文强一听，顿时内疚得满脸通红，知道自己骗了好人。赶紧告辞去找梁东华。 文强坐人力车赶到酒店，刚好看到梁东华从大门里垂头丧气走出来。文强叫住他，他满心欢喜地跑过来说：“老师你根本没有住在这里，这里是澳门大赌场，二楼没有住旅客的房间。” 文强向他表示道歉，梁东华十分理解地说：“难道我会怪老师么？世态炎凉，人心莫测。老师谨慎一些是应该的。” 梁东华把文强带到一家饭馆去吃了一顿，并说他有十分把握安全护送文强离开澳门，明天早上9点再去文强住地具体商谈，文强这时才把真实住址告诉了他。 分手时，梁东华走开几步后忽又倒转回来，对文强说，因他妻子分娩在即，万一明早要送妻子上医院，届时来不了，请文强不要等他，他一定在三天之内另找时间来。文强回去将此情况告诉了连谋的妻子。连谋直到开晚饭前才回来，也带来了好消息：他终于找到了军统局澳门站长郑鹤影，从那里又打听到了其他人员的下落。军统香港站长王新衡一行已直接乘渔船逃到台山去了。 连谋嚷叫着要搬家，担心被那个突然冒出来的梁东华引来祸事，他妻子哈哈大笑着将文强所讲的一切说给他听了，打消了他搬家的念头。 谁知连谋想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又不放心了，先是不愿露面参加与梁东华的商谈，随后又坚决反对在他们住地商谈。与文强争执了一阵，见9点已到，他就独自出门去了。 文强在屋里左等右盼，等到了10点钟都不见梁东华到来，连谋妻子也着急起来，在一旁狐疑地自言自语，不相信会有这么巧的事，梁东华妻子早不生晚不生，刚好会在这时分娩。 文强只好又去梁东华家打听情况。文强坐人力车到了梁东华家门口，正碰上梁家女佣提着一大包东西出来。他迎上去一问，果然是梁妻在凌晨发作住进了医院，梁东华正在医院陪着，女佣已送了两次东西了。文强记下了医院的地址，又随手写了一张纸条向梁东华夫妇表示祝贺，并在纸条上写明请梁东华第三天早上9点到住地商谈。 第三天早上还不到8点，梁东华就来了。他高高兴兴地提来一些水果、点心，报告他妻子生下一个大胖小子的喜讯。文强向他表示祝贺，并嘱连谋妻子用红纸包了20元港币给梁东华以作薄礼。但梁东华无论如何也不收下，认为在他们这样的时候，只能给他们以帮助，哪里还能接受他们的赠礼。最后文强没有办法，只好在到医院看望梁妻和婴儿时，将红包塞进了婴儿襁褓中。梁东华向文强等人讲解了他考虑的偷渡计划。为防万一遇到检查，他还花钱打通了关系，尽快给他们办好了证件。 一切准备妥当后，梁东华提出，他还有重要事情想请文强帮忙。原来，梁东华已年过30，不愿再在澳门干亡命的营生，现在又有了儿子，更想找一个正经职业做。他妻子原是上海一家日本纱厂的工人，从小吃苦，为人正直本分，也早就多次劝告他不要再在江湖上混了。因此他想请文强帮助介绍个工作，做个小职员也行。 文强爽快地说：“驻韶关的汤毅生是黄埔军校五期的，是我的学弟加好友，现在是稽私总署广东税警总团长。我写封介绍信，你可以随时去找他。你熟悉走私那一套，再来干稽私工作，一定干得好。” 就这样，在梁东华的帮助下，文强等人顺利离开，辗转前往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