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凌晨， 国民党中将杜聿明将胡须剃掉，换上士兵服装，带着副官等亲信十余人突围。当来到张老庄村，杜聿明派副官向村民打听：“这庄上有解放军吗？” 村民说：“附近的庄子里都是解放军。” 说完，村民以警惕的目光看着杜聿明一行人，杜聿明给副官使了个眼色，副官从身上掏出一个金戒指递给村民，说：“老乡，你不要给人提起说见过我们。” 在这个村民所在的村庄，解放军华野四纵队十一师设了一个临时战地医疗所，村民回村后马上跑去医疗所，一进门就大声说：“我刚才遇见了十几个国民党的兵，他们还给了我一个金戒指，不让我说出去，戒指我上交，他们人应该还在村口附近，这会跑去抓还来得及。” 医疗所的所长和几个医护人员，正忙着给伤员包扎，就对一旁值守的两个解放军战士樊正国、崔雪云说：“你们去把人抓的带回来。” 这两个解放军战士，都不过十七、八岁，但他们胆子很大，当即一人手持一把卡宾枪，跑步离开。 很快，樊正国、崔雪云追上了杜聿明一行时，他们举枪做射击状，并大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把枪扔下后，举起手来。” 面对两个小战士，杜聿明等十几个人都不敢反抗，将武器放在地上，乖乖的当了俘虏。杜聿明等人，随后被送到了十一师的政治部。 政治部主任陈茂辉看到穿着普通蒋军士兵衣服的杜聿明后，感觉他绝非普通士兵或一般军官，便亲自审问。 杜聿明诈称说他叫“高文明”，是李弥兵团（十三兵团）的军需官。 陈茂辉问：“十三兵团有几个处？” 杜聿明说：“有六个处。” 陈茂辉追问：“六个处长都是谁，这里有笔和纸，你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 这可难住了杜聿明，他拿起笔来，却写不出一个名字，支吾说：“我记不大清楚了。” 陈茂辉说：“你是军需官，怎么会连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之前，我们连黄维、吴绍周都查出来了，说你到底是谁，是蒋军的师长、还是军长？” 陈茂辉当时并不知道，这个“高文明”可不是什么蒋军的军、师长，他可是比黄维、吴绍周的职务还要高的，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 杜聿明一口咬定，说他就是军需官。陈茂辉见状，便让杜聿明去旁边的一个屋子休息。杜聿明到屋子后，绝望之感顿起，拿起地上一块石头，对着脑袋狠狠的砸了一下。 门口的解放军战士听到动静，推开门一看，只见杜聿明满头是血的躺在地上，他连忙招呼其他战士，将杜聿明送去医疗所救治。 杜聿明的自残行为，让陈茂辉疑心大起，认定这个“高文明”身份不简单。接着，十一师收到了上级送来的杜聿明照片，陈茂辉拿着照片一对，这不就是那个叫“高文明”的俘虏。为了进一步确认，陈茂辉从俘虏中，找来了给杜聿明开过车的“剿总”汽车副官张印国。 张印国一进医疗所，看着躺在床上头上缠着纱布的杜聿明，不由自主的说：“杜长官，你受伤了。 杜聿明知道瞒不过了，便承认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杜聿明。” 陈茂辉将情况向师长谭知耕汇报，谭知耕又去看了一次，确认是杜聿明后，亲自到四纵司令部，向司令员陶勇、政委郭化若做了汇报。 陶勇叮嘱谭知耕说：“随后派专人把杜聿明送来，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杜聿明快到四纵司令部时，陶勇将机要参谋苏荣叫到司令部，说：“杜聿明马上就要送来了，我和郭政委请他吃顿饭，饭后就把他交给你了。在杜聿明被押送到其他地方之前，他的安全由你负责，有什么问题，直接向我和郭政委汇报，纵队的其他人不得插手。” 苏荣拍着胸脯说：“请司令员、政委放心，绝对不会出问题。” 苏荣见到杜聿明时，他头上蒙着纱布，穿的大衣上有不少血迹。苏荣脱下身上的大衣，递给杜聿明说：“你的大衣不能穿了，穿我的。” 杜聿明一愣，但还是接过了大衣。为了避免杜聿明再自残，苏荣把杜聿明住的房子仔细检查了一遍，把尖锐的、硬的东西，都拿了出去。 为了防止杜聿明钻牛角尖，苏荣只要闲了，就主动找他聊天。苏荣知道杜聿明和陈赓都是黄埔一期生，在一次闲聊时，主动问：“听说你和我们的陈赓司令员是同学？” 杜聿明听到陈赓的名字，聊天的兴趣起来了，主动说了一些当年的往事。 苏荣说：“陈司令员打仗很有战略眼光。” 杜聿明说：“这我知道，他要是跟着老头子就好了。” 苏荣说：“你说的老头子是老蒋吧，我看陈司令员选对了，跟着老蒋没有好。” 过了一会，杜聿明问苏荣：“像我这样的人，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苏荣说：“你放心，解放军优待俘虏。” 杜聿明又说：“麻烦借我把剪刀，我把脚趾甲剪一下。” 苏荣担心杜聿明拿了剪刀又要自残，便说：“一两天不剪不碍事，你随后到了华野总部，会让你洗澡剪指甲的。” 在谈到淮海战败时，苏荣说：“你们不幸碰上了我们的粟裕司令员。” 杜聿明叹气说：“我对粟裕早有耳闻，也研究过他的战术，这次交手以后我们败得很惨，听你这么一说，我不得不对粟裕的军事才能深表佩服。” 苏荣和杜聿明待了一天后，华野司令部派来两辆吉普车，将杜聿明接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