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开始，中国同日本新日本钢铁公司协商合作建设宝钢。整个工程建设总投资约为214亿元人民币，以当时的中国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人分摊20元，而当时八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仅五六十元，国家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建设一个钢铁厂是下了大决心的。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5.14第九章 云淡风清）
1979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在华夏吹响，国家正处在重建的关键时期，摆在中国面前的，是一张千疮百孔的经济答卷，经济调整即将展开，首要任务就是缩小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这就好比给高速行驶的列车踩刹车，考验着驾驶员的智慧和勇气，而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宝山钢铁厂的命运，成为了一个焦点，一个缩影。
“文革”的余波未平，国家经济底子薄弱，当时，中国钢铁工业技术落后，钢材大量依赖进口，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77年，中国与日本新日铁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建设宝钢。
规划宏伟，投资巨大，计划总投资达21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均两元钱，这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项目启动之初，举国欢腾，视其为现代化工业的象征。
好景不长，随着经济调整的深入，宝钢的巨额投资引发了广泛质疑，大家对宝钢停工的呼声越来越高，舆论反响强烈，宝钢项目此时已破土动工，数万施工队伍集结，中日双方合同也已签订，设备陆续到港。
此时下马，不仅意味着巨额经济损失，更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可谓骑虎难下，宝钢的命运，牵动着国家经济的走向，也关系着改革开放的成败，党中央最终决定，将这个烫手山芋交给了陈云。
陈云，以其稳健务实的作风著称，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他没有草率行事，而是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翻阅了宝钢从立项到动工的全部资料，仔细对比了宝钢与鞍钢的建设规划。
鞍钢从1901年开始建设，历经七十余年才达到600万吨的规模，宝钢计划用七年时间建成同等规模的钢厂，速度之快，令人担忧，他邀请了众多专家和学者，各自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主张全部下马，有人建议部分下马，也有人认为下马损失太大，难以承受，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莫衷一是，陈云深知，宝钢问题并非简单的项目取舍，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
他必须慎之又慎，做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决策，他意识到，仓促上马是宝钢问题产生的根源，这并非某个人的责任，而是中国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方面经验不足的体现。
在北京，他详细了解了各部委的汇报，针对宝钢建设遇到的现实难题，比如基础设施短缺、电和水供应紧张、地质条件复杂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还专门前往上海实地考察，与上海市和宝钢的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
他了解到，宝钢建设中存在许多未曾预料的问题，例如配套设施建设滞后，资金缺口巨大等，陈云反复琢磨后，心里有了谱，他原本打算把宝钢一期和二期建设得远一些，别把资金全挤在一起。
在上海考察时，他和当地的钢铁公司头头聊了聊，发现我国在机械制造方面还有挺多欠缺，这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设备国产化的可行性，他一拍板，决定就干这个宝钢项目，拼尽全力把它完成。
这个选择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仔细考虑做出的，尽管宝钢项目启动有些急促，但长远来看，引入这些高科技设备和先进技术对于提高我国钢铁行业的整体实力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项目已经启动，合同已经签订，下马损失更大，后果不堪设想，他强调，宝钢建设得脚踏实地，严格要求，力求完美，还要持续创新，他要求购买设备的同时，也要购买技术和专利，为中国钢铁工业的自主发展奠定基础。
他不顾大家的反对，硬是坚持下来，最终拍板让宝钢工程继续推进，这决定显示了他看得很远的战略头脑和勇于负责的政治胆识，事实证明，陈云的决策是正确的。
宝钢一期工程于1985年建成投产，效益显著，为二期工程提供了资金保障，宝钢的建成，不仅提升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整体水平，也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注入了新的活力。
宝钢的命运，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初期面临的种种挑战，陈云在宝钢问题上的决策，展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严谨细致的作风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陈云并非只关注宝钢这一个项目，他更从中总结经验，提出了建设大型项目要循序渐进的理念，他认为，中国经济实力有限，大型项目的建设应该量力而行，避免“洋跃进”和盲目扩张。
他认为，计划经济得和市场调节手拉手，市场调节就像是计划经济的助手，给它添把力，那时候这个看法很有远见，给中国改革经济体制带来了关键的理论支持。
陈云对宝钢问题的处理，以及他提出的经济发展理念，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段经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画卷上，留下了一个让人难忘的例子。
陈云从国家利益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终做出了最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决策，宝钢的成功，证明了陈云决策的正确性，也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