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范纪曼被捕，在行刑前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对狱警表示自己肚子疼，要上厕所。 上海的夜色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1949年4月，范纪曼正身陷囹圄，死刑将在清晨执行。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军统少将，他深知自己随时可能会被处决。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范纪曼的内心并没有太多恐惧，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使命未完成，他不能在此刻放弃。 范纪曼原本是普通青年，在参加学生运动中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军统特务头子陈恭澍看中，并逐步渗透到军统的核心圈层。 他的工作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军统官员，更是暗地里为共产党提供情报的潜伏者。在军统的高层，范纪曼凭借着冷静和过人的智慧，逐步取得信任，甚至被任命为军统北平站代理站长。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多次向中共提供重要情报，帮助打击日军。 抗日战争结束后，范纪曼被调回国民党军统上海站。这一时期，国共之间的对抗从武力战场延伸到情报战。范纪曼在上海的潜伏任务愈加复杂，他不得不同时面对军统内部的猜疑与追捕。 1949年1月，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致辞中号召人民继续斗争。范纪曼作为潜伏特工，肩负起将致辞秘密印刷并传递给民主人士的任务，以加强统战力量。然而，这一任务却在执行过程中意外暴露、 范纪曼的一名同志因任务失败被捕，暴露了他们的联络信息。特务们顺藤摸瓜，将范纪曼一举逮捕，并带到了上海的秘密监狱。 国民党高层想要从他嘴里得到更多情报，特务们开始了残酷的拷打。范纪曼被锁在铁椅上，皮鞭和铁棍轮番落在他身上，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他清楚地知道，只有沉默，才能保护更多的同志。 被捕后的数日，范纪曼承受着无数次拷打。他的身体满是伤痕，然而他始终没有透露半点关于同志的信息。特务们从刚开始的气势汹汹到后来愤怒无力，最后变得心灰意冷。 范纪曼的坚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即使面对生死威胁，他也丝毫不动摇。特务们一度惊讶于他的毅力，却又极度愤怒，决定将他处决以示惩戒。 在行刑的前一夜，范纪曼心里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于是，他故作镇定地对狱警说：“我肚子疼，得去厕所。” 狱警看了他一眼，眼神中透露出些许复杂情绪，随后点了点头，默默地让他去厕所。临走时，狱警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早去早回。”范纪曼听到这句话，心头一震，意识到狱警可能也是同志。他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他可能有了逃生的机会。 范纪曼跟着狱警来到厕所，这次狱警并未跟进来，而是选择留在外面守候。范纪曼迅速察看四周，发现厕所的小窗户可以打开。 虽然窗户并不大，但他估计自己可以钻出去。时间不多了，范纪曼急忙推开窗户，跳出了监狱的围墙，迎面是后院的黑暗。他尽量放轻脚步，顺着围墙边摸索着前进，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谨慎。 终于，他来到围墙尽头，发现了一根木棍，他用木棍搭成简易梯子，拼尽全力爬上去。然而木棍太滑，他几次跌落下来，手脚早已满是擦伤。 他忍痛咬牙，再次尝试攀爬，用最后一丝力气终于翻过围墙，跳下监狱外围的小巷中。此时，他听见身后传来哨声，知道追兵不远了。他毫不犹豫地冲进夜色中，躲入了一片树林。 范纪曼在林中屏住呼吸，细听着周围的动静。追兵的脚步声在树林间时隐时现，紧张的气氛让他不敢放松片刻。 多年的潜伏经验让他明白，此刻的任何一丝声响都可能暴露他的藏身之地。他耐心等待，直到确认追兵已经离去，这才慢慢从林中走出，谨慎地避开敌人的视线，向着事先约定的接头点前行。 他知道自己并未彻底摆脱危险，但他的信念支撑着他继续前行。凌晨时分，范纪曼终于来到了一处安全屋，和当地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他的出现令同志们大为震惊，他们原以为他已经在酷刑中不幸丧命。范纪曼将自己掌握的情报交给了组织，这些情报为解放上海的作战提供了重要支持，极大地削弱了敌方的防御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范纪曼隐姓埋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他从未对外提及自己的过去，默默地生活在普通群众中。直到多年后，范纪曼的事迹才得以重见天日。他的英勇和坚持不仅成为后人传颂的佳话，也成为那个动荡年代中无数革命者不屈精神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