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八路军在一个大娘家里喝粥，这时，班长发现不对劲，大娘的女儿不在，便连忙追问：“不对呀，大娘，您女儿呢？” “鱼水情深”的比喻最早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冀鲁边区。在那个艰难岁月里，敌人试图用“囚笼政策”封锁根据地，妄图困死抗日民主政权和八路军游击队。然而，在百姓的支持下，这一企图最终落空。八路军在群众的掩护下“如鱼得水”，拔据点、破铁路、歼灭敌军。抗日军民哼唱的歌谣“八路军好比一条鱼，老百姓就是河里的水”生动诠释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这种“鱼水关系”不仅帮助游击队出奇制胜，也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这种军民关系的雏形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工农红军在党领导下，与群众紧密结合，彼此之间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纽带。红色经典《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中，描述了军民一家亲的感人场景：“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正是这种相互扶持的关系，使红军能够在恶劣环境中顽强生存并不断壮大。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的一番话阐明了“群众”的定义。他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人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毛主席在战争和和平时期始终坚持“群众利益至上”的原则。他不仅强调群众和干部的“鱼水关系”，更将群众利益视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认为，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党的根本使命，不仅要为中国人民服务，还要心怀世界人民。 晚年时，毛主席多次感慨自己“不及一个普通劳动者”，始终将群众的福祉放在心上。他深知，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事业都难以成功。 1940年的冬天，日军在山东的多个地区加强了＂扫荡＂，迫使八路军115师的部队不得不在各个村庄间转移。在一个深夜，一支疲惫的八路军小分队来到了费县东盘石沟村。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平日里少有外人来访，但战争年代，却成了军民鱼水情的见证地。 东盘石沟村的村头，一户姓方的人家还亮着微弱的油灯。这是方兰亭的家，自从丈夫去世后，她就和年幼的女儿相依为命。方家的房子不大，是当地典型的土坯房，门框上的木头已经有些开裂，但门内透出的那一丝暖。 夜已经很深了，但方兰亭还是坚持要为战士们准备些热食。当热气腾腾的粥端上来时，战士们都客气地推让着。这时，班长环顾四周，发现少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之前走村串户时，他曾见过方大娘的女儿，那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此时此刻，这个发现让他心头一紧，不由得开口询问起女儿的去向。 当天上午，方兰亭得知八路军部队可能会来村里借宿。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她深知战士们在战场上的艰辛。可是，看着空荡荡的粮缸，她陷入了两难。五岁的周庆兰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只是按照母亲的吩咐，穿上了最整洁的衣服。 当母女俩走向村西时，周围的邻居们都低下了头，没有人说话。在那个年代，童养媳并不少见，但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都会让整个村子沉默许久。二十斤谷子，这是大户人家开出的条件。 1931年下半年，为了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中共赣东北省委派方志纯组织成立信江南岸特委，开拓东乡革命根据地。一次，他独自前往珀玕乡弄里艾家村开展革命工作，却被国民党地方武装盯上，对方贴出告示悬赏捉拿他。方志纯得到消息后迅速转移，途中路过一片田塅，遇到正在翻泥捉泥鳅的少年。他灵机一动，跳入池塘，假装捉泥鳅，成功迷惑了追赶的敌人。少年认出方志纯是曾解救其父亲的红军首长，不仅没有泄露其行踪，还机智指引敌人走错方向，帮助方志纯安全脱险。 红军与群众的深厚感情不仅体现在东乡的这次经历中，也贯穿了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从红军到达藏族地区后学习藏语，与藏族群众建立联系，到长征途中与各民族群众形成的鱼水情谊，语言和文化的融通成为红军赢得支持的重要手段。在四川省藏族地区，红四军的侦察参谋为了完成任务，不辞辛劳学习藏语，与当地百姓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尊重和理解使红军能够深入开展群众工作，为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5年春节，杨靖宇率领红军驻扎在惠家沟村附近。村民们为表达对红军的感激之情，主动邀请杨靖宇和战士们到家中一起过年。杨靖宇婉拒了这一提议，他深知百姓的生活不易，反复劝导村民将辛苦积攒的年货留给家人。 年三十晚上，红军冒着严寒为村民布防站岗，确保乡亲们平安过年。第二天，村民们得知红军的守护后深受感动，纷纷上山请红军到家中吃年饭。杨靖宇面对热情的乡亲，感激地表示，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守护百姓是他们的职责和使命。 尽管一再推辞，村民们依然高呼口号表达感激之情，红军也以“共产党万岁”回应，山间回荡着军民的呼声，充分展现了革命年代军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无论是险恶的战争环境还是艰难的革命斗争，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军队与百姓的相互信任和守望相助，不仅推动了革命的胜利，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段深刻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