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到访中国，此人正是著名书籍《月亮与六便士》的作者。此人非常狂傲，压根就看不起中国人，更看不起中国的学问。他与辜鸿铭会见前，曾大咧咧地写了封便条，让辜鸿铭来会见自己。当然，辜鸿铭绝不会忍受这种侮辱。理亏的毛姆被迫亲自造访辜鸿铭的家，并与他做了一番论战。 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聚集了大量具有新思想和倡导新文化的学者，他们在“民主”和“科学”两大原则的指引下，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巨浪，推翻传统观念，批判旧有的道德体系。然而，就在这一求新求变的整体氛围中，却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吸引了众人目光。 他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袍马褂，脑后拖着细长的辫子，却站在讲台上宣讲中国传统文化，而非他本该教授的英国文学。他的言行被许多新派知识分子视为守旧甚至滑稽，因而被称为“辜疯子”。然而，这位在国内屡遭非议的“怪人”，却因其深刻的思想和学术造诣，在国际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西方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曾为英国人管理橡胶园，精通英语和马来语；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方人，能说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让辜鸿铭从小便沉浸在多语言的氛围中。十几岁时，他开始在英国和德国留学，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九种语言，并取得了十三个博士学位。 辜鸿铭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将中国经典“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文。他的代表作包括《尊王篇》《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等，这些英文著作系统性地宣扬了中国文化和精神，并在欧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的牛津运动》甚至被许多大学的哲学课程列为必读参考书。 在中国当代文学读者的书架上，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这部描写艺术家追求理想的不朽名作，让无数中国读者认识了这位英国作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1920年，毛姆曾造访中国，并与当时享誉中外的国学大师辜鸿铭展开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激烈论战。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列强侵略的动荡年代。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剧烈变革，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各种思潮交织碰撞。而此时的毛姆，已经以其犀利的笔锋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在欧美文坛崭露头角。作为一位享誉欧洲的作家，毛姆此次东方之行带着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 他此前已在东南亚各地游历，创作了多部以东方为背景的小说。这些作品虽然展现了他对异域风情的敏锐观察，但也暴露出他对东方文明根深蒂固的偏见。1920年踏上中国土地时，这种优越感依然主导着他的认知。 当时的北京大学，汇聚了众多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其中，辜鸿铭以其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位精通多国语言、在欧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始终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他的著作在西方学界广受关注，被誉为＂东方最后的儒士＂。 毛姆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拜访这位在西方声名显赫的东方学者。然而，他没有按照中国的礼节亲自登门拜访，而是傲慢地派人送去一张便条，要求辜鸿铭前来与他会面。这种不合礼数的做法，自然遭到了辜鸿铭的婉拒。 1924年，日本东京大学礼堂内，座无虚席。台上，一位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拖着一条油亮长辫的古稀老人正在演讲。他说道：“连日本人都不是真正的日本人，今天的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这番话让台下哗然。他进一步解释：“日本人延续了唐代的中国精神，而如今的中国已经失去了这种精神。”言及此处，他愤然骂了一句：“王八蛋！”这句话骂的是全体中国人。 辜鸿铭是这样一个不畏争议的人，他敢于直言批评，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洋人。他曾在慈禧寿诞时写下讽刺对联“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去世后举国哀悼，他却在家中连唱三天堂会。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胡适以英语念诗，他毫不留情地评价为“英国下等人的发音”。 而对于洋人，他更是不假辞色。一次，面对一位法国公爵夫人，他冷嘲对方不识字；在电影院里遇到苏格兰人，他竟指使人给对方递烟袋锅；甚至连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未能幸免，被他的讥讽弄得哑口无言。 尽管如此，辜鸿铭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拒绝官场上的蝇营狗苟。当安福系军阀当权时，有小政客想花钱买他的选票，他狮子大开口索要四百元现金，对方勉强答应后，他却用这笔钱在天津的名妓“一枝花”身上挥霍一空，毫不掩饰地与权谋交易划清界限。 幼年时，他接受了多语言的熏陶，成年后在英国、法国、德国学习，掌握了多国语言，深谙西方文学、数学和自然哲学。然而，无论多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始终牢记父亲的嘱托：“无论身在何处，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辜鸿铭在海外学习期间，尽管深入研究西方文化，他却并未对西方文明产生认同感。1879年，他回到中国，开始了作为“文化守护者”的生涯。他不仅为清政府提供文化咨询，还通过学术传播儒家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