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7年，于谦被朱祁镇以“莫须有”的罪名斩于市，朝堂上下欢呼雀跃，纷纷拍手叫好。甚至大将石哼还表示斩得好，然而于谦死后没多久，朱祁镇就为此付出了代价。 在明朝历史上，于谦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土木堡之变后，正统皇帝朱祁镇被瓦剌俘虏，北京城内一片混乱。 在这危急关头，于谦挺身而出，接任兵部尚书，全力组织北京保卫战。他日夜巡视城防，整顿军备，调动各路兵马，使北京城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 当时的形势十分危急，瓦剌大军已经兵临城下，而城内军心涣散。于谦亲自巡视城墙，指挥作战，并且下令在城内张贴告示，稳定军心和民心。 在于谦的带领下，北京城成功抵御住了瓦剌的进攻。这场保卫战的胜利，不仅保住了北京城，更是挽救了整个大明王朝。 为了稳定朝局，于谦与其他大臣共同商议，决定拥立朱祁镇之弟朱祁钰为帝，是为景泰帝。这个决定虽然在后来招致非议，但在当时却是稳定局势的最佳选择。 在景泰朝期间，于谦主持朝政，大力整顿军备，加强城防建设。他重新整编京营，建立严格的军事训练制度，使北京城的防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民间流传着＂天下旱，于谦尚能霖雨；军民饥，于谦尚能降膻＂的歌谣，足见其在百姓心中的崇高地位。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于谦在抗敌御外、安民济困方面的卓越贡献。 然而，1457年初的夺门之变，却让于谦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得知朱祁钰病重后，于谦与其他大臣商议，计划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 这个决定显示出于谦的远见卓识，既可以平稳过渡政权，又能避免朝廷动荡。可惜的是，这个提议还未来得及上奏，夺门之变就爆发了。 在政变发生时，于谦选择了沉默。他完全有能力调动京营兵马，镇压这场政变，但他没有这样做。 这种选择或许源于他对朱祁镇的愧疚，也可能是出于对皇室正统的尊重。作为一个传统的忠君之臣，于谦不愿意兴兵对抗君主。 夺门之变后，朱祁镇重登皇位，改景泰为天顺。于谦的命运就此转折，从一个备受尊崇的救国功臣，变成了一个随时可能获罪的朝臣。 天顺元年，朱祁镇重登帝位后，立即开始了一系列的权力清洗。他先是重用了参与政变的功臣，石亨被封为宁阳侯，张鞁被封为安阳伯，徐有贞成为兵部尚书。 这些政变功臣得势后，开始大肆打击景泰朝的重臣。他们向朱祁镇进谗言，称这些大臣当年拥立朱祁钰，就是对朱祁镇的不忠。 在所有景泰朝重臣中，于谦的处境最为危险。他不仅是景泰朝的核心人物，更是当年拥立朱祁钰的主要推动者。 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看似荒谬却又无法反驳的罪名——＂莫须有＂的谋反罪。这个罪名的荒谬之处在于，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 朱祁镇在石亨等人的怂恿下，下令逮捕于谦。此时的于谦，已经从权倾朝野的救国功臣，沦为了阶下囚。 朝廷上下，那些曾经受过于谦恩惠的官员，此时纷纷落井下石。他们为了表现对新皇帝的忠心，开始指控于谦的＂罪行＂。 石亨更是在朝堂上大声疾呼，称于谦是＂乱臣贼子＂，必须严惩。其他参与政变的功臣也纷纷附和，要求严惩于谦。 审讯过程中，于谦始终保持沉默，没有为自己辩解。他深知在这场政治较量中，任何解释都是徒劳的。 最终，朱祁镇下令将于谦处死。在行刑之日，朝廷上下一片欢腾，仿佛除掉了一个大敌。 于谦被押赴市场行刑时，依然保持着镇定。他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叫冤求饶，而是坦然面对死亡。 行刑结束后，石亨等人在朝堂上称赞这个决定，称＂斩得好＂。朱祁镇也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认为除掉了一个心腹大患。 石亨等人掌握了朝廷大权后，开始肆意妄为。他们贪污受贿，横行霸道，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满。 民间对于谦的死始终耿耿于怀，百姓们私下传颂于谦的功绩。许多人将于谦比作包拯、岳飞等忠臣，认为他是被奸臣所害。 随着时间推移，朱祁镇对这些政变功臣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开始意识到这些人权势过大，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 天顺六年，朱祁镇终于下定决心清除这些功臣。石亨因谋反罪被处死，其他政变功臣也相继被清算。 石亨的下场，与他之前对待于谦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年他指控于谦谋反，最终自己却真的因谋反而死。 朱祁镇清除政变功臣后，朝廷局势并未好转。长期的政治斗争，使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大臣们不敢专心于政务，整日提心吊胆。而民间对朝廷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累积。 在天顺朝后期，朱祁镇的统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发现自己虽然重获皇位，却失去了民心。 天顺八年，朱祁镇驾崩。他在位期间的种种作为，为大明王朝埋下了衰败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