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汉奸陈公博，被枪毙的现场，临刑前他对身边的狱警说道：”我有钢笔一支，是兆铭兄所赠，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为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葬”，还没有等狱警回答，身边的法警看不下去了，催促着他赶紧“上路”。 陈公博，1892年生于福建上杭，后来随家迁至广州南海。作为一名官二代，陈公博自小生活在相对优渥的环境中。然而，父亲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对清朝政府与外来势力的反感，以及个人的激进思想，成为陈公博命运中的一大转折点。 1906年，广州设立洋学堂，为市民提供了新的教育选择，但当时陈公博因家庭变故未能亲身体验这一新兴教育形式。那时，陈公博的父亲因反对清朝统治被撤职，回到广州。几个月后，他开始酝酿一场反叛。 1907年，陈公博的父亲动用了家中所有积蓄，在乳源县组织了一支约一两千人的起义队伍。尽管人马已集结，但缺乏充足的后勤支持和明确的战略计划，最终导致这场起义草草收场。 起义失败后，陈公博的父亲为了避免连累无辜，选择自首，被判“永远监禁”。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靠在报社做校对工作维生。几个月的艰难生活让他养成了吸烟的习惯。虽然家族的遭遇令人困顿，但他依旧没有放弃希望，直到父亲被改判终身监禁后，他得以返回广州。 回到广州后，陈公博进入育才书社，一所主要面向平民的学校就读，并在课余时间兼职工作。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陈公博的父亲也因政局变化获得释放，不久便当选为广东省议员，兼任军事顾问。 刚刚从学校毕业的陈公博，虽然也当选为县议员，并受邀加入军队担任顾问，但在父亲的严格训斥下，他决定从军中最基层的职位做起。 随着南北统一，原本的学生军被解散，陈公博的父亲去世，陈公博因此重新审视自己的未来。他辞去军职，回到育才书社担任助教，并在两年半后进入广东法政专门学校，继续攻读法律课程。此时，他对国家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1917年，陈公博毕业后，远赴北京大学攻读哲学，进一步拓宽了学术视野。1919年，他参与了五四运动，但陈公博对这场运动并不抱太大希望，他认为其中的行动缺乏彻底性，尤其是在政治诉求上过于软弱和保守。 1920年，陈公博回到广州，创办了《广东群报》，并开始在法政学校教授法律课程。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担任教育会评议等职务。 次年，受陈独秀的影响，陈公博与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共同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并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过程中，陈公博深感不适应大会中的激烈辩论，尤其是对张国焘的傲慢态度和对国际代表意见的过度尊重感到不满。 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乱席卷了广州，炮火直指孙中山的总统府。在这场政变中，中央政府坚定支持孙中山，然而陈公博的态度却与大局不合。他在《群报》上发表的文章与中央指示相悖，遭到指责后，他愤而退出了国民党。 离开政界的陈公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方向，特别是对学术的追求。他意识到，自己在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匮乏，决心赴美深造。首先，他前往日本，暂时停留了半年后，再跨海来到美国，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学位。 在美国求学的岁月里，陈公博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试图从中获取经济学的深层次理解。然而，他的研究并不深入，虽然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却因为浅尝辄止，难以真正掌握核心思想。 他的研究结论虽然看似合理，却因为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导致他误以为自己已经揭示了共产主义的真相。从此，他坚定地站在了反共的阵营，成为了与共产党对立的激烈声音。 1925年，陈公博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毕业，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然而，按照当时的规定，要申请博士学位，他必须打印出300本博士论文，交由大学图书馆存档。 由于经济拮据，陈公博向廖仲恺求助，希望能借得1000美元。然而，廖仲恺只提供了600美元，且明确表示这是用作陈公博回国的路费。在无奈之下，陈公博只好放弃继续深造，踏上了归国之路。 回到国内后，陈公博迅速加入了国民党，担任中央党部的书记，并开始在党内活跃。他的政治立场随着形势变化而摇摆不定，最终，他跟随汪精卫建立了伪政权，成为“汪伪政府”的重要人物。 1946年6月3日，陈公博因“叛国罪”被处决。在被枪毙前，他请求狱警将他的一支钢笔和一枚日本天皇赠送的一等旭日大绶章随葬。这两件物品，一支钢笔和一枚勋章，承载了他与日本的特殊关系。 然而，狱警并未理会他的请求，法警则催促他迅速面对死亡。随着枪声响起，陈公博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参考资料：王晓华著. 《审判大汉奸》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