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梅贻琦因病去世，在整理遗物时，人们在他的病床下，发现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打开后众人不禁吃惊！ 这只皮包打开后，令所有人震惊！没有存折，没有遗产，里面装的，竟然是一沓账本。而这些账本，详细记录了梅贻琦管理清华庚子赔款基金的每一笔开销，分毫不差。 一个掌管巨款的人，怎么会在病逝后留下这样一只清贫的皮包？ 要理解这只皮包的意义，得从梅贻琦的一生说起。 1889年，梅贻琦出生于天津鼓楼的一个书香门第。虽然家道中落，但父亲依旧坚持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1909年，梅贻琦以全国第六名的成绩成为首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赴美深造。他先是攻读电机工程，后转入物理专业。 留学期间，他不仅学术成绩优异，还担任中国留美学生会书记，展现了组织才能和责任感。1914年，他学成归国，拒绝了更高薪的职业选择，毅然接受清华学堂的聘请，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当年26岁的梅贻琦回到清华，任物理和数学教师。然而，半年后，他就对这种枯燥的教学生活感到厌倦。 趁暑假回家，他找到恩师张伯苓抱怨：“教书没什么意思，我想换工作。”张伯苓沉默片刻，说道：“你才教了半年，就知道没兴趣？年轻人要学会耐得住性子。” 这句话像一道当头棒喝，让梅贻琦重新拾起初心。回到清华后，他再未离开这片校园，从教员一路成长为物理系主任、教务长，直至清华校长。 1931年，日本全面侵占东北，中国内忧外患，政局动荡。清华大学也因校长频繁更换，学生情绪激荡，陷入混乱局面。这一年，42岁的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校长，临危受命。 上任第一天，他发表了一场简短但震撼人心的演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从此，这段话成为中国大学教育的圭臬，影响至今。 梅贻琦说到做到。他废除了校长的特权待遇，不仅自己付电话费、燃煤费，还拒绝乘坐校长专车。他的夫人韩咏华甚至靠摆摊卖米糕补贴家用，依然无怨无悔。因为在梅贻琦心中，清华才是他的家，教授和学生才是他的“家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清华南迁，先后与北大、南开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于其他两校校长多在重庆任职，联大的实际管理几乎全由梅贻琦一人负责。 在昆明，联大师生的生活艰难到极点。教室是用铁皮、木板搭成的，遇到刮风下雨，铁皮震动的声音甚至盖过了教授讲课的声音。梅贻琦的住处更是简陋得像贫民窟，窗户漏风，地板长年积灰。 然而，梅贻琦依然坚持原则。他拒绝给自己的孩子申请政府助学金，宁愿将资源留给更需要的学生。一次，他为了节省200元机票钱，坐了三天邮车才从成都返回昆明。 他的节俭并非吝啬，而是希望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师生身上。 在他的管理下，西南联大不仅艰难维持，还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钱钟书等一批杰出人才，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梅贻琦不仅是清华校长，还掌管着清华的庚子赔款基金。这笔巨款是清华的经济命脉，却也让清华始终被外界觊觎。1948年，国共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梅贻琦毅然离开清华，赴美管理基金。 很多人不理解他的选择，但梅贻琦心中清楚，如果基金落入他人之手，清华的发展将面临毁灭性的打击。 在美国，他的生活更加清贫。作为基金管理人，他每月只拿300美元工资，住在一间简陋的公寓里。他的夫人甚至做零工补贴家用。但面对台湾方面试图挪用基金的压力，梅贻琦寸步不让。他始终坚持，这笔钱只能用于教育事业。 1962年，梅贻琦因骨癌病逝台北。消息传出后，整个清华校友圈都陷入悲痛。然而更令人动容的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家属发现他并没有任何遗产。 没有房产，没有存款，甚至连病房费用都需要校友们捐助。唯有那只手提皮包，装满了基金账本。这些账本记录着基金的每一笔支出，清晰到连几毛钱的开销都不曾遗漏。 梅贻琦没有留下遗嘱。因为他觉得无须多言，自己的清白与坚守，早已在这些账本中写得清清楚楚。 梅贻琦的一生，就像那句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用无声的行动诠释了教育者的责任与风骨。 他不畏艰难，不惧权势，始终把教育事业放在首位。他所守护的，不仅是清华的基业，更是中国教育的脊梁。 这只皮包，承载的绝不仅是数字和账目，它更是一位教育家对清华、对学生、对未来的深情与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