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礼制”在孔孟之前一千多年就有了

从1.2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起，人类由于定居农耕的出现而逐渐出现了剩余产品，并随着人口的增加导致不同人类群团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至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阶层分化明显，上层贵族墓葬已经广泛随葬成组的陶礼器或玉礼器。 到了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器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成为上层统治阶级权力与地位的象征。被认为是夏代早期都邑的登封王城岗遗址和新密新砦遗址出土有青铜鬹，认为是夏代晚期都邑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有青铜爵、青铜斝和青铜盉，形成了一套以酒礼为核心的青铜礼器系统。 到了商代，由于这套中原礼制系统进一步发达，酒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并且形成以青铜觚和青铜爵为核心的礼器组合。商人在祭祀时，将称作瓒的玉柄形器插在青铜觚上，其上写有祖先名，如祖庚、父辛，可能是象征祖先神灵的石主，用盛满酒的青铜爵浇灌玉瓒，代表为祖先神灵敬献美酒。 大家更熟悉的是西周确立礼乐制度，不同身份等级的贵族使用不同数量的青铜器，称为列鼎列簋制度。其实这种用来体现不同身份等级的制度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萌芽并发展了。 与周代以鼎（用来烹煮肉类）和簋（用来盛放黍稷稻粱）这两样食器为礼器核心不同，商代贵族主要以随葬的觚和爵这两样酒器的数量为区分等级的标志，觚、爵套数越多表明身份等级越高，可见商代继承和发展了夏代以酒礼为核心的礼器系统。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墓中随葬有多套十觚九爵，而普通的小贵族只能随葬一套觚爵。 周代吸取商代亡国的教训，严格限制贵族饮酒，酒器的种类和数量锐减，其礼器制度也从以酒器为中心转变为以食器为中心，形成以青铜鼎和青铜簋为核心的礼器组合，并随着周代以宗法制、礼乐制作为社会基础结构体系而得到加强。在西周时期的祭祀和宴飨活动中，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元士用三鼎二簋，低等的士用一鼎。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旧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但青铜礼器所体现的天命观念依然占据政治法理的中心，并最终通过孔孟重新整理、秦汉时期恢复社会秩序，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基础与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 夏商周三代的礼器系统及其礼乐制度作为国家意识的集中体现和维护社会关系的重要架构，上承新石器时代各地诸文化，吸收了龙山、良渚等文化因素，在三代时作为祭祀沟通、区分等级的重要社会架构传承连贯，下启秦汉以后以儒家礼制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