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14日早上，江青趁护士离开之际，用几条手帕绑在一起，吊死在卫生间里，终年77岁。半个月后，媒体发出通报，说江青在北京身亡，这个名字从这一刻开始沉入历史。 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到毛主席逝世，人们普遍提到“第一夫人”就是她。但鲜为人知的是，毛主席的第三任夫人，其实一直在世，她就是贺子珍。 之所以她被很多人“遗忘”主要是因为1937年她就离开了延安，虽然十年后回国，但一直未曾走进大众视野，一直在上海生活。 对于贺子珍来说，他人生有三个地方对她意义重大，第一个是江西，因为江西是她的故乡，当年最初闹革命时，她在这里的名气也很大，素有“井冈山 一枝花”的美称。第二是上海，因为自从1949年贺子珍来到上海，此后后半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第三就是福建，因为她在福建有妇联的工作要做，而且哥哥贺敏学和嫂子也在这里居住。 她重新走进大众视野，还是在毛主席逝世3年后，即1979年。三中全会纠正了以往的错误，开始了新的局面，在6月份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贺子珍被增补为政协委员。 不仅如此，《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这条新闻，同时记者还采访了贺子珍，刊登了一条贺子珍和外孙女（东梅）的照片，从此，大家突然发现， 贺子珍“出现”了，她曾是毛主席的夫人，但遗憾的是，此时的贺子珍早已不是当年的“井冈山一枝花”，岁月的侵蚀，她成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 她突然中风晕倒，这场重病无情地给她留下了左半身偏瘫的后遗症，曾经的活力与灵动自此消逝，她再也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站立起来，只能终日与床榻和轮椅相依为伴。 回首，离开延安后的四十余载孤独岁月悄然流逝，她已从曾经风姿绰约的少妇，历经岁月的磨砺，变成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妪。 在这诸多变故与漫长的孤寂之后，她心中只剩下一个强烈的愿望，那便是前往北京，去看看祖国的首都，去毛主席纪念堂里瞻仰那位她日夜思念的人。 邓小平在接到信件后，迅速做出了指示，决定在毛主席逝世3周年之际，安排专机将贺子珍接到北京。1979年9月中旬，贺子珍乘坐的专机缓缓在北京机场降落。那一刻，机场上早已等候着一群特殊的人，与她有着深厚革命情谊的老战友康克清、曾志等人。 当贺子珍看到家人，尤其是看到早在江西苏区就并肩作战、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康克清、曾志时，她的内心瞬间被激动与感慨填满，以至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考虑到贺子珍的身体状况，全国政协办公厅精心安排她住进了301医院南楼的高干病房，亲家母、亲家公常常抽空前来陪伴她聊天，给予她关怀与慰藉。 在京期间，中央众多老同志纷纷前来看望贺子珍，那些曾经因岁月变迁而失去联系的老同志、老战友们也都闻讯赶来。经过几天的休息调养后，贺子珍提出了想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的请求。 9月18日，坐在轮椅上的贺子珍被小心翼翼地抬上了汽车。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次路过西长安大街，贺子珍并不知晓新华门里面便是中南海，她的心中只牵挂着距离天安门还有多远。 终于，轮椅从汽车上被抬下来，贺子珍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天安门，她便扭过头来，向南望去，华国锋题写的“毛主席纪念堂”6个大字在阳光的映照下，于红漆的装饰下熠熠生辉，散发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息。 纪念堂正厅之中，毛主席跷腿端坐的汉白玉雕像映入眼帘。他右手放在跷起的左膝上，左手放在沙发扶手上，那神态、那气势，宛如生前一般气概不凡，让人不禁心生敬畏与怀念之情。 孔令华庄重地将贺子珍敬献的花圈摆放在汉白玉座像之下，那用绢花精心编制而成的桃形花圈足有1.5米高，上头恰好抵在座像的脚前。贺子珍微微颤抖着伸出手，仔细地理顺花圈两旁披下的缎带，缎带上那工整的隶书写着她的心声——“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当她的目光最终落在水晶棺中毛主席的遗容上时，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情感瞬间决堤，不禁涕泪交流。 从他们第一次在井冈山见面至今，已然过去了52年的漫长时光；自延安分手到此刻，也已有42年的岁月流转；而距离庐山的最后一面，也过去20年了。曾经无数次梦想着能够再次相见，却终究未能如愿，这52年的恩怨情仇，42年的相思煎熬，20年的辛酸苦辣，如同一幅沉重而又复杂的画卷，在这一刻全部涌上心头。 李敏赶忙擦去妈妈脸上泪水，轻轻地向外抽着轮椅，轻声劝慰道：“妈妈不要难过了，纪念堂有规定，不能哭，不能激动，瞻仰也有时间限制，我们作为亲属应该遵守规定。”随后，他们在汉白玉座像下照了一张相，那照片定格的瞬间，承载着无尽的思念与敬意。 瞻仰过毛主席遗容的贺子珍并没有立刻离开北京，而是继续留在301医院接受治疗。 一直到一年后，因为身体原因，贺子珍重新回到了上海华东医院。1984年4月中旬，贺子珍突然病重，值班医生马上联系了她的家人（李敏、贺敏学等），见了贺子珍最后一面，4月19日，贺子珍去世，享年7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