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山东广饶县上百名农民手持棍棒，将县长活活打死，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民杀官”案。 2014年的一天，广饶县民间历史学家老王像往常一样，在县档案馆查阅一些旧档案和文献。他一直对民国时期的地方史很感兴趣，总想挖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在翻阅一叠发黄的民国旧档时，一份破旧的公文吸引了老王的注意。这份写于1914年的文件，记录了一起令人惊讶的事件——广饶县数千民众集体杀害了一位贪官污吏。 1914年的广饶县，县长王文琙为了向上级交差，对手下百姓横征暴敛，逼得民不聊生。当他率众来到偏僻的东齐村收税时，遭到了村民的顽强抵抗。愤怒的村民们连夜集结，拿起了手中的铁锄和棍棒，痛下杀手...... 在乡民将王文琙送上绝路后，乐北地区的人心一时振奋。然而，短暂的胜利很快被更大的恐慌取代。年长者敏锐地意识到，这场官员的死亡不会轻易被统治者接受，必然会招致严酷的清算。乡民们面对可能到来的大规模追捕，纷纷选择逃亡。家家户户拖儿带女，匆忙离开了他们世代居住的村庄，走上了流亡的道路。有人向北逃往博兴、蒲台，有人南下至河口海滩避难，还有一些年轻力壮者远走关外，希望在东北找到一线生机。几天之内，碑寺口、百户张、东齐等村庄几乎空无一人，只剩少量老幼守在村中勉力维持。 然而，事件的影响远不止于乐北一隅。消息传至北洋政府后，袁世凯震怒，立即指令山东督军靳云鹏严加处置。靳云鹏派遣岱北道尹夏继泉和胶东道尹吴永率领两支骑兵队和三个步兵连，直奔乐安进行武装镇压。吴永全面接管指挥权，开始了一次次高强度的搜捕行动。乡村被逐一搜查，大批百姓被抓捕入狱，案件直接相关的齐家人更是彻底失踪，不知所踪。最终，共有30多人遭到逮捕，其中14人被判处死刑。 在寒冷的农历二月二十五日，14名参与起义的勇士在碑寺口被押赴刑场。那一天，凛冽的北风夹杂着雨雪，覆盖了萧条的土地。然而，这些农民并未因恐惧而退缩，他们坦然面对死亡，用鲜血捍卫自己的抗争。他们被枭首后，头颅先悬挂于村中示众，随后被移至乐安县城以震慑百姓。至此，这场轰轰烈烈的抗争被镇压下去，乐北地区陷入一片死寂。 然而，这场血腥镇压带来的后果，却让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其政策的成效。由于大批乡民出逃，大片农田无人耕种，乡村经济陷入瘫痪。当局意识到，如果这种流亡状态持续下去，很可能会激化更多的社会矛盾，引发新的动荡。为了安抚民众，政府在博兴、乐安交界处张贴布告，宣布对胁从者不予追究，并呼吁安分守己的百姓尽快回归乡里，从事春耕生产。这一缓和举措虽然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社会秩序，却难以掩盖事件对民国政府政策实施的冲击。 乐北戕官案的另一个后果，是民国政府推行“验契”政策在山东的全面受挫。这一政策原本旨在通过土地契约的登记与验证强化国家对土地的掌控，但在地方上遭遇了极大的阻力。乐北事件让这一政策的反对声浪进一步高涨，袁世凯不得不宣布暂停推行“验契”。部分被逮捕的乡民也被释放，以缓解地方紧张的局势。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乐北事件后不久，民国政府宣布将山东乐安县改名为广饶县。这一改名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猜测与解读。民间普遍认为，改名象征着统治者对乐安县百姓的一次“赦免”。百姓将“广饶”的意思理解为“宽广地饶恕”，认为这是官府在意识到滥杀无辜可能引发更大问题后的一种象征性姿态。这种解释虽带有一定的民间传说色彩，却反映了民众对统治者举措的敏锐解读以及对自身命运的强烈关注。 曾几何时，这样的事件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并不罕见。但对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而言，民众集体行凶杀死县长，无疑是一件非常震撼的历史事件。它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与黑暗，更揭示出普通民众反抗压迫的决心。 老王不禁对当年的东齐村民肃然起敬。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广饶县的百姓虽然被逼到绝路，但他们没有屈服，而是用血与火铸就了反抗者的丰碑。这种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这场事件表明，当底层百姓的生存被无情压迫时，反抗就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统治者可以通过镇压暂时遏制抗争，但无法根除隐藏在社会结构中的深层问题。 时光飞逝，当年的广饶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广饶，早已没有了贪官污吏横行的景象。但先辈们不畏强权、誓死反抗的勇气，依然是激励后人的宝贵财富。它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任何压在人民头上的黑暗势力，终将被战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