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2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华人移民利用人际关系和贸易网络，一方面低价向本地人收购农产品，然后转卖给荷兰殖民者，供其运回欧洲销售，另一方面购买荷兰和其他欧洲殖民者的工业品，然后转卖给本地居民。两头买卖，价差便是华人移民的利润。 包税权是荷兰殖民者对各种税收和专卖采取招标承包的办法，给出价最高的商家承包，但在实际招标的过程中，华人移民基本是唯一的投标人。 于是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农业税、商业税、进出口税、赌场税、鸦片税等，都由华人移民承包下来，按照中标的数额上交荷兰殖民者，剩下的便归自己所有。 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包税人想赚到丰厚的利润，必须用一切手段压榨，才能在纳税人身上榨到足够的油水，满足上层殖民者的指标，也满足自己的利益。 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也差不多。在1804年，马来西亚的华人移民有5000~6000人，其中一半人有房产、土地等产业，即便是从事捕鱼、农业、木匠等职业的华人，也能在市场上得到丰厚的收入，远超同层次的本地人。 到了1900年左右，越南的华人移民几乎垄断了大米和日用消费品的流通，资本总和相当于越南零售业的2/3，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移民垄断了制糖业，他们开办的糖厂占印尼所有糖厂的95％以上。 在这样的分配模式下，有些本地人对华人移民并不友好。不过，欧洲殖民者才是东南亚地区的统治者，华人移民和本地人都属于被统治阶层，本地人和华人移民的阶级问题，掩盖了经济问题。 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的局势发生了大变化。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出现强烈的反殖民浪潮，于是英、法、荷等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地被拆分，传统的殖民势力表面上退出东南亚，东南亚各国获得表面上的独立。 那些东南亚国家，原本是三角型社会结构，欧洲殖民者是统治者，华人移民和本地人是被统治者，现在随着欧洲殖民者的退出，三角型社会结构变成了华人移民和本地人的二元型社会结构。而华人移民作为被统治者，偏偏还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其规模远比20世纪初期更庞大。 在菲律宾，华人移民控制了零售业的40%、米业的80%、烟草业的70%、金融业的80%，资本占菲律宾资本总额的20%。 在马来西亚，华人移民垄断了银行、百货公司、旅馆、剧场……拥有1/4的橡胶产业，此外华人移民的外贸额占马来西亚外贸总额的80%。 在泰国，从对外贸易到农村零售，几乎都掌握在华人移民手中，七大银行有五家是华人移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