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教训》一文，是周恩来总理1972年6月10日在党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该文章收录于《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第四卷。

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周恩来作为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的主要参与者与见证人之一，比较全面地回顾了遵义会议的情况。

应该说，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的回忆还是比较客观、全面、详实的，为我们了解和研究遵义会议提供了方便。

纵观全文，也发现有几个历史史实可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一起来看看，哪几个地方值得商榷？

《党的历史教训》文中的书页（一）

一、遵义会议时，洛浦和毛泽东谁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总负责的支持率谁更高？

《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说道：“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浦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浦现在要变更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浦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浦做一做看。”

针对这段记述，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当然领导人，肯定是毛泽东。毛泽东自己谦虚，建议让洛浦做领导人。

周恩来的这段表述，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佩服与尊敬之情，但当时的毛泽东还远远达不到做中共中央总负责的高度。

一是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家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尚没有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中央书记处，而且还处在被博古中央的错误排除之外，失去了军事领导权，因此在党内、军内还没有一下子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的政治基础与群众基础。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能够被增成为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能够辅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再者，遵义会议召开后，博古并没有马上卸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职务，而是2月5日才正式卸任的。

二是，张闻天的政治基础与群众基础比毛泽东更加坚实。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是党内第二号人物。同时，当时的党内，留苏派居多，博古、洛浦、陈云、王稼祥、刘少奇、朱德，包括周恩来，他们都有在苏联留学、工作或接受训练的经历，因此，即使博古不能领导，张闻天也是不二人选。再加上，张闻天有学者风范、民主意识，为人处事更受他人喜欢。这就是张闻天坚实的群众基础。因此，应该说，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做了最为正确的选择。

从1935年至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共产国际与苏共支持毛泽东担任领导人，再到1943年3月中央机构精简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前后整整经历了八年时间。如果再到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整整用了十年时间。一个政治家为何要用十年的时间才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绝对不仅仅是谦虚，而是一种权衡利弊之后的政治考量。

二、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到底有没有成立中央书记处？

《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说道：“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那个时候名称也不是那么固定的，不那么严格的，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反正他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那个时候没有书记处。”

周恩来的这段表述，引出一个问题：遵义会议前，党中央到底有没有书记处？

应该说，周恩来的记忆出现了遗忘。党的中央书记处，就是博古中央模仿苏共中央的体制，在1934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包括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浦）、周恩来、项英、陈云、张国焘（在川陕苏区）、王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央书记处未设总书记，因此博古依然被称为总负责。这在余伯航、林步机著的《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5月第2版）中有详细记述。同样，《杨尚昆回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1年9月第1版，杨尚昆著）中的《遵义会议的回顾》一文中也有关于中央书记处及其成员的记述。

这一时期的中央书记处，有时混同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例如，《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4年11月第1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记述道：1935年1月，毛泽东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也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否就等同于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样，在《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4年3月第1版，郭德宏编）中也有类似记载：“（1937年）12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增为九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会议决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并有分工：日常来往电报‘党的交洛，军队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这里的，中央书记处成员是否等同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等同，那么康生当时既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中记载中，在当时，康生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党的历史教训》中的书页（二）

三、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为何只提军事路线错误，而不提政治路线错误？

关于“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为何只提军事路线错误，而不提政治路线的错误？”毛泽东本人没有做过解释，所有的解释都是他人的解读，也包括周恩来的《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周恩来认为这是毛泽东循序渐进的做法，即先解决军事问题，再解决政治问题。持这一看法的回忆录、会议文章很多，还包括李维汉、杨尚昆、伍修权等都持这种观点。这一观点，显然是针对后期的发展结果而重新作出了对前面历史的解读，有一定的可读性，但不一定完全正确。如果没有后面的历史结果做支撑，是否还能有这样的推理或解读？

因此，在这一问题上，笔者比较认同中共军事教官王智涛少将的看法：遵义会议的决议中也表明当时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因此毛泽东有可能认识还没有达到这一高度，即在认识军事路线错误的同时，还没有认识到政治路线的错误。同时，不光是毛泽东，除了刘少奇之外的大多数与会人员都持这一观点。

四、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是不是一下子就走上主要领导岗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且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又担任过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再后又辞职。接着，又建议中央重新成立“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负责指挥军事，周恩来为组长或团长。

《党的历史教训》文后对遵义会议的注释

因此，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是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但还不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也不是中革军委的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成为中共军事最高领导人是1936年12月的中革军委改选，并当选为主席团主席。1937年8月，为适应国共联合抗日新形势，中革军委改组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后改称主席）。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逐步接替张闻天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工作。1943年3月，毛泽东正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45年4-6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五大书记”之一），同时根据当时的《党章》规定，中共中央委员主席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