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以后，林徽因认为碑文应该用楷体来写，但具体由谁来写犯了难，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说：“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刚劲有力，有如颜碑，风格端庄凝重，可以问问周总理”。


1949年9月30日，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
第二天就是开国大典，时间挨得这么紧，分量已经不言自明。其实早在延安时，毛主席就动过这个念头，要给为革命牺牲的人立一座碑。

决议刚一通过，当天傍晚，毛主席就带着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奠基典礼。
周总理先致辞，全体脱帽默哀，毛主席宣读亲自拟定的碑文，接着率先铲土覆基。
事情办得又快又稳，像一记重锤落地，广场一下子有了不一样的气息。奠基归奠基，真要把碑立起来，第一道坎还是选址。起初有人提东单广场，也有人提八宝山公墓，议来议去，多数人还是觉得，这座碑必须立在天安门广场。

地方定了，位置却还得细抠。原先奠基点离天安门和旗杆太近，摆开看，总觉得局促，像一口气没喘匀。周总理为这事专门登上城楼，来回看，反复琢磨，后来才把位置改到正阳门北约440米、天安门南约463米的地方。
位置定下后，兴建委员会成立，彭真任主任。

1950年6月10日，相关会议把设计原则定得很明白。纪念碑不是给少数人看的，它得让老百姓看得懂，也愿意看；它立在天安门和正阳门之间，样式就不能瞎来，得和周围古建筑压得住、合得拢；材料不是纸上谈兵，得考虑现实条件；连观览问题也得想到。
征稿消息发出去，全国上下都动了起来。到1951年底，收上来的设计方案已有将近240种。

梁思成那段时间身体不好，前头没能及时细看。等病稍缓，把那几套上报方案一摊开，他立刻觉得不对劲。1951年8月29日，他专门致函彭真，足足写了两千多字，还配上图，讲得很细。底座开三个门洞，他尤其不认同。在他看来，纪念碑的主角是碑，不是底座，底座做得太抢眼，碑反倒发虚；高台里再开洞，更是犯了建筑结构的大忌，瞧着新鲜，实则不稳。这封信分量很重。彭真看后，马上组织更细致的研究。

1951年国庆期间，委员会还专门做出一座1比5的大模型，摆到天安门广场陈列，让群众看，让群众提意见。梁思成这一拦，拦得很要紧，不是抬杠，是给这块碑守规矩。
真正让人犯难的，还不是碑体，而是碑文。

正面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字，由毛主席亲笔题写，气象很足。背面的碑文内容，其实在1949年奠基典礼时就已经定了，难点不在写什么，在于由谁来写，写成什么样。林徽因看得很准，她觉得背面碑文应该用楷体。碑文是刻在石上的，得端正，得沉稳，得经得起长久地看。
这时候，彭真提了一个很见眼力的建议。他说，周总理的字严谨浑厚，风格端庄凝重，可以请周总理来写。这个意见一出来，许多人都点头。

往上报，毛主席很快同意。周总理听说后，先是有些意外，接着就应了下来。那时他事情多得很，桌上的文件一摞接一摞，可对这件事，一点没含糊。为了把碑文写好，他每天早起写一遍，不满意就重来。据说前前后后，足足写了40多遍。有一回，他拿着自己写好的碑文到工地去，专门问刘开渠：“怎么样，这字行不行？”这话听着平常，里头却有分量。事情越大，越不敢轻慢。
字定了，石头还在路上吃劲。按设计要求，碑心石必须是一整块，成品长度14.4米，上宽2.48米，下宽2.72米，厚0.6米。这样的料，不光难找，更难运。兴建委员会把全国送来的石料反复检测，最后选中青岛浮山花岗岩。

1953年4月，上百名工匠进了采石场。起初想用炸药，试了几次，不灵，采不出完整石料，只能改成人工硬凿。工人先挖出4米深的沟槽，再凿出几十个楔子眼，两侧架上8个能起重200吨的千斤顶，靠铁锤和力气一点点往外剥，整整干了3个月，才取出一块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320吨的巨石。专家看后说，能用，工人们一下子都松了口气。

石头采出来，难头才刚到半道。采石场离火车站30多公里，中间尽是丘陵、村庄、桥梁。先加工到280吨，再一点点往山下挪，到半山腰后继续削，最后减到103吨。单是从山上运到火车站，就用了34天。到了站里，又卡壳了。车皮额定载重90吨，哪怕放宽到超载10%，最多也才99吨，石料还是重。没法子，只能接着加工，几天后压到94吨，这才敢上车。一路上火车开得极慢，直线时速20公里，转弯和进站时只有10公里，生怕石料折断。上千名工人前后折腾了7个多月，这块大石头终于在1953年10月16日运到北京。

后面的活，全是细活。
毛主席题写的八个字，要放大20倍，单一个“永”字就有2米高。测绘局的人想出用投影仪放大的办法，等真刻到花岗岩上，又碰到麻烦，石头又脆又硬，一碰就崩。雕刻人才不够，国家还专门组织培训，整整带了2年。1958年4月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建成。

风吹过来，这块碑不说话，可懂它来路的人站在底下，总会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