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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回忆录 中文译 序 一

译者 陶恒生陶恒生(1931—2017),他是陶希圣的儿子、高宗武回忆录的整理者与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位水泥工程专家、民国

译者 陶恒生

陶恒生(1931—2017),他是陶希圣的儿子、高宗武回忆录的整理者与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位水泥工程专家、民国史民间史家。

台湾大学机械系毕业,水泥工程专家。

1949年随父陶希圣赴台;后在南洋从事水泥工程二十余年;1977年退休定居美国旧金山 。

- 逝世:2017年3月20日,享年86岁。

与“高陶事件”的关系(核心)

- 父亲是陶希圣:陶希圣(1899—1988),民国著名学者、政论家,曾随汪精卫,后与高宗武一起反戈一击、揭露汪日密约,即1940年高陶事件。

- 亲历者:1940年事件发生时,陶恒生9岁,随父亲历逃亡与密约披露全过程 。

- 历史书写者:退休后花十年写《高陶事件始末》(2003年出版),系统还原事件真相,为父亲与高宗武正名,是研究该事件的权威一手资料。

- 整理高宗武回忆录:2005年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发现高宗武1944年英文回忆录手稿《深入虎穴》,陶恒生协助整理、考证、补充背景,推动其出版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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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一、前言

(一)胡佛研究所珍藏的原稿

这本高宗武的英文回忆录,完稿于1944年8月31日,正好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汪精卫在日本去世前两个多月。

回忆录原稿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馆藏部,具体位置在已故美国外交官罗伦斯·索斯伯瑞(Laurence Salisbury,1891~1976;1941~1944年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副助理主任;1944~1948年 Far Eastern Survey 编辑)的档案第二号匣中,标题为 Into the Tiger's Den(深入虎穴)。

全篇为英文打字副本,共15章,254页。内容分三个时期:

1. 1931年自东京回国,1933年进国民政府外交部,至1938年2月奉派赴香港工作;

2. 1938年12月汪精卫出走河内,随汪参与对日和平运动,至1940年1月脱离汪组织;

3. 1940年1月离开香港经菲律宾、欧洲赴美国定居,至1944年8月回忆录完稿;这一部分主要为对日本政局的观察与预测,就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少壮军人”的崛起,七七事变后日本内阁频繁更迭,以及日本投降前一年,曾经一度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将领们自知末日将至而犹作困兽之斗,作了深度分析。

高宗武在文稿扉页写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国谚语”及“致日本领导人:希望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灭亡有所贡献”两段话。他那时推测日本在溃败前夕已有日后卷土重来取得“最后胜利”的打算。事实上那段时期的日本人认为与盟军作战是民族自卫,即使在太平洋上节节失利,也准备不惜退回本土与登陆敌人决一死战。他们可以接受战败,但从不承认发动战争是错误的。这种心态似乎至今犹然。

笔者有幸得阅这部已尘封六十多年、极可能是世上唯一孤本的文稿,除了满怀如获至宝的喜悦之外,心情更是无限感慨。因为文稿的作者,正是当年相偕潜离上海汪伪组织,在香港揭露汪日密约,造成举世震惊的“高陶事件”的两名主角之一。另一主角是先父陶希圣。

笔者于出版拙著《“高陶事件”始末》(2000年台北成大出版社,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前,曾经遍查相关文献资料,希望能够找出高宗武亲口述说或亲笔书写的记录或片纸只字,以佐证先父所说所写的那段随汪脱汪的过程,然而那时仅能从第三者的文章中窥得一鳞半爪。与高宗武相交数十年的史学家唐德刚博士曾多次向高探索一手资料而不得其门而入,很无奈地说过:“我追问高,他却守口如瓶,‘言明在先’绝不吐露丝毫……”两位专研汪伪史的美国学者邦克(Gerald E. Bunker)和博伊尔(John H. Boyle),在他们各自的书中,虽有与高宗武的对谈记录,却从未提起,或根本不知道高宗武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

如今那60多年前错综复杂的历史情节跃然于一页页薄薄的、已发黄的打字纸上,有如高宗武亲口话当年,高低起伏历历如绘。尤其把他离开上海前后的细节,描叙得丝丝入扣,与先父在《潮流与点滴》中所写若合符节,读来如醉如痴,欲把全稿遂译之心油然而生。遂取得胡佛研究所的同意,把这部文稿翻译出版。

高宗武留学日本,日文造诣甚深,是有名的日本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他自己也说“我在日本学习八年,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这部以英文撰写的回忆录,文笔流畅、表达生动,足证他的英文造诣亦深。人们常说高宗武是个才子,在这里更加得到证明。

(二)文稿的辗转与下落

回忆录于1944年8月31日完稿时,美军陆战队已占领塞班岛(7月2日),日本守军伤亡惨重,驻岛海军航空舰队司令南云忠一大将、守岛司令斋藤义次中将自杀。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东条英机首相辞职(7月22日)。小矶国昭接任组阁。

从8月16日起,高宗武即开始把文稿前三分之一部分,陆续寄给几家出版商。他在附信中除介绍文稿各章的内容之外,特别指出书中的讯息和观点,是他以官方身份与日本最高级领导人,以及以非官方身份与日本各阶层人民交往的结果。他非常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年底(1944)以前出版,以提供给直接关心战事的人士。他并以中国前驻美大使胡适为介绍人。

10月20日,高写信给索斯伯瑞,抱怨美国出版商不了解这份文稿的价值,他竭尽所能提供他个人的日本经验,可帮助美国人更加了解日本。30日,高把文稿寄给索斯伯瑞,托他代为接洽出版事宜,并提出九家出版商的名单。从高和索斯伯瑞的来往书信中,看得出他们曾经接洽过至少六家出版商,但事情进行并不顺利。

11月10日,汪精卫在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去世。

19日,高给索斯伯瑞一信,提出可请驻美大使魏道明为介绍人。12月13日,索斯伯瑞写信告诉高,寄出的文稿被退回。

1945年1月9日,里特里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 Co.)的主编侃莫伦(Angus Cameron)回信给索斯伯瑞,认为出版这本书将对中国盟邦不利。他写道:“老实说,美国大众与书评人会对一名汪精卫同伙写出这本书感到非常困扰。因为即使该书作者没有跟随汪加入傀儡政府,很显然他也没有尽任何劝阻汪走下去的努力,美国读者会对此觉得奇怪。”

1月24日,索斯伯瑞在给高的信中说,侃莫伦的话似乎有他的道理,建议高打消现阶段出书的主意,因为,如果“这个态度是出版商和书评人的反应,那么它可能损及你的名誉和地位”。28日,高写信给索斯伯瑞,要他把文稿寄给另外一家出版商,他说友人告诉他,有出版商建议把汪精卫的部分除去,问他意下如何。他又说:“侃莫伦的意见,只能代表一部分人,我的大部分朋友都不能同意,胡适也不会同意,否则他会阻止我出版的。”他在信末说蒋梦麟上周与他共进晚餐。

2月7日,索斯伯瑞写信给另一出版商,提到汪精卫已去世,高宗武可能会在与汪交往的结论上加写一、二页。至今已有六家出版商打了回票,其中三家对高的政治地位有所怀疑,但高说,现任中国大使魏道明和前任大使胡适都支持他。如果出版商觉得有需要,他可以请当时在哈佛大学的胡适博士为他写序。索斯伯瑞为高抱不平说,侃莫伦说高没有努力劝阻汪是不对的,事实上高在文稿中很清楚地交代他曾经不止一次劝汪停止与日方接触。“我觉得一本对于汪精卫出走这个重要历史事件的首次、权威性的书,会因为‘我们的中国盟邦’的想法而不予出版,是很荒谬的。另外,高有丰富而新鲜的关于日本领导人的资料,譬如,他给予近卫文麿相当负面的形象,后者从头到尾都在愚弄格鲁(Joseph C. Grew,前美驻日大使),可能至今仍在愚弄。”

2月12日,高去信索斯伯瑞,打算改书名为 Can We Negotiate Peace with Japan?(我们能够跟日本人谈和吗?)他说:“让步的人往往是最好的战士。”

4月7日,日军在莱特湾和硫磺岛惨败,海军联合舰队毁损殆尽。小矶首相辞职,铃木贯太郎接任组阁。这是日本战时最后一任内阁。

9日,高写信给索斯伯瑞说,他对于文稿再次被退回毫不意外。他建议索斯伯瑞或他的代理人把文稿再读一遍,看看毛病出在哪里。“如果文稿真的那么糟,我想我们最好放弃。”他分析日本政局,认为铃木代表海军出来组织新闻会得到各方支持,陆军于认识战争状况后会很低调。但除了改变持续战败后国内的气氛之外,铃木不会与小矶有什么不同。他又说,东乡茂德出任外务大臣,会设法阻止苏联加入太平洋战场。太平洋战争会一直打下去,直到日本全面耗尽,或美国厌烦战争。日本不会有求和的试探,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没有用的。

5月8日,德国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7月26日,美英中三国领袖杜鲁门、丘吉尔、蒋介石发表《波茨坦宣言》,呼吁日本无条件投降。铃木拒绝。军方发誓要在本土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8月1日,一年过去了,高还没放弃出书的努力。他完全没想到再过半个月战争就会结束。高宗武在信里告诉索斯伯瑞,他正在考虑是否把文稿寄给耶鲁大学。他听说耶鲁接受了蒋梦麟的书稿,不知确否。他要索斯伯瑞把文稿的正本,和两份复写副本之一寄还给他。这是索斯伯瑞档案中高宗武的最后一封信。胡佛珍藏的这份文稿,应该就是索斯伯瑞保管的那份副本。

6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军对日本宣战,出兵中国东北。9日,美军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当晚深夜,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10日,日本政府分别电请瑞典、瑞士转达决定向中、美、英、苏四国投降的照会。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宣言》,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高宗武的呕血力作终于胎死腹中。

(三)两点质疑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出走河内之前,高宗武曾经参与过几个推动“和平运动”的先期活动。其一,1938年7月他从香港经上海秘密去了一趟日本,在东京见到日本军政要员并和他们会谈,回来后向重庆呈报报告。其二,同年11月,他和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代表今井武夫及影佐祯昭签订了一份《日华协议记录》(即所谓《重光堂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后来汪日谈判的原始蓝本。他们还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走河内的行动计划。这两个重要活动,回忆录对前者只字不提,后者仅以“犹如在昏暗中摸索,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立了出走安南的协议”(第二章)一笔带过。这不仅美中不足,而是大有可议的缺陷。译者谨就这两段历史作简要补充供读者参考。请参阅本章第三节。

二、从明治维新到日本战败

(一)日本法西斯的崛起

日本直到在19世纪初,还是个与世隔绝、跟外部世界不相往来的封建国家,由军事独裁集团——幕府将军、大名和跟随他们的武士们统治将近700年之久,天皇只是象征。德川家康从16世纪末期起入主幕府,施行长达260余年的锁国统治。

1853年,锁国政策被美国海军准将培里(Commodore Mathew C. Perry)率领的坚船利炮突破,日本被迫对外开放。幕府在“黑船”威力下节节退让,西方资本主义伺机入侵,德川幕府受到日本社会讨伐,使日本陷入政治危机,导致15年后幕府的倒台。

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被反幕武士们推翻。1868年,明治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