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又火了！

不是因为他是西湖大学校长，也不是因为他头顶中科院院士的光环，而是这个男人总敢说别人不敢说的大实话。

前几年他喊 “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国家就危险了”，让多少人惊出一身冷汗；最近他又在公开场合扔出一句话，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千万中国家庭的教育日常，评论区瞬间炸了锅。

“你家孩子放学回家，你问的第一句话是啥？” 施一公在一场教育论坛上突然抛出这个问题，台下家长们面面相觑。有人说 “作业写完了吗”，有人说 “今天在学校乖不乖”，直到他慢悠悠地补了一句：“以色列妈妈会问‘今天有没有问出老师答不上来的问题’，咱们却总在问‘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扔进开水里，当场就有人坐不住了。有家长反驳：“孩子听话有错吗？在学校不守规矩还得了？”

可施一公接下来的话，却让全场安静下来 ——“我们总说要创新，要解决‘卡脖子’技术，可一群从小被教着‘听话’的孩子，怎么敢想别人不敢想的事？怎么能搞出从 0 到 1 的突破？”

提起创新，很多人总觉得离自己很远，无非是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或是火箭上天的高精尖技术。但施一公举的例子，却扎得人心里发疼。他说自己在瑞典参加学术会议时，曾和当地一位教授争论中国的科技实力。当时他不服气地说 “我们都能登月了”，结果对方一句话噎得他说不出话：“要是有你们中国这样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人送上去还安全回来。”

这话听着刺耳，却不是没有道理。这些年我们总为高铁纵横、神舟飞天骄傲，可很少有人想过：这些成就大多是 “集成创新”，是把别人的技术攒在一起做出大工程，真正从根上自己琢磨出来的东西，少得可怜。就像建房子，我们能搭出全世界最高的楼，可要是没有别人设计的钢筋混凝土配方，连地基都打不起来。

问题到底出在哪？施一公把根子指向了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 “跑偏”。他提起清华时，总忍不住叹气 —— 不是因为这所顶尖学府不好，而是看着 70% 的高考状元挤破头往经管学院钻，他心里不是滋味。“我曾经有个最得意的学生，跟着我做了三年基础研究，论文写得顶呱呱，结果毕业时跟我说‘老师，我要去投行’。”

他不是反对金融行业，毕竟国家发展也需要金融人才。可当最聪明的大脑都在琢磨 “怎么更快赚钱”，没人愿意蹲在实验室里啃 “卡脖子” 的硬骨头，麻烦就大了。就像种地，大家都去做倒卖粮食的生意，没人愿意研究新种子、新化肥，到头来粮仓空了，再能说会道也填不饱肚子。

更让他揪心的是现在大学的 “职业培训所” 倾向。学生选专业先问 “好不好就业”，学校考核老师先看 “能不能拉来项目”，连 “成果转化” 都成了挂在嘴边的口号。“转化啥啊？” 施一公在一次讲座上急得拍了桌子，“连基础研究都没做好，连‘果子’都没有，谈何转化？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他举了个诺奖得主的例子：美国科学家 Goldstein 发现了调控胆固醇的关键受体，按理说该赶紧开公司赚大钱，可人家偏不，一门心思泡在实验室。结果呢？辉瑞这样的医药巨头主动找上门，把他的研究成果做成了降血脂的新药，既救了无数病人，也让他成了医药领域的隐形富豪。“科学家就该干科学家的事，让搞量子物理的去管财务、跑市场，不是支持创新，是把人才往火坑里推。”

这话戳中了多少科研人员的痛点？我认识一位在高校做材料研究的朋友，前几年评职称时，领导跟他说 “光论文写得好没用，得开公司才算成果”。他一个连 Excel 都用不利索的人，硬是被逼着注册了公司，每天不是跑工商局就是陪客户喝酒，实验室里的样品堆了一层灰，最后职称没评上，研究也荒废了。

施一公自己也经历过这种无奈。早年间他在美国做研究时，有个不起眼的发现，没几天就有跨国公司找上门谈合作。“那些公司就像嗅觉灵敏的狗，只要有好东西，根本不用你去推销。” 可回国后他发现，很多时候科学家要自己当 “推销员”，甚至要学着跟投资人画饼，“这哪是搞科研，这是逼着眼高手低的书生去当商人。”

除了教育和科研环境，施一公还揪出了一个更隐蔽的问题 —— 我们对 “成功” 的定义太窄了。前阵子他去偏远山区考察，支教的学生跟他说，当地希望小学的孩子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故意晚点起，晚上早早睡，就是为了节省能量，把力气用在白天上课上。“可这些孩子眼里有光啊，跟城里那些抱怨作业多的孩子比，他们更想知道‘为什么天是蓝的’‘为什么小鸟会飞’。”

反观我们身边，多少家长把 “成功” 等同于 “考高分、进名校、赚大钱”？孩子想学天文，家长说 “以后找不到工作”；孩子想学生物，家长说 “不如学计算机吃香”。施一公自己当年保送清华时，本来想学机械，结果老师一句 “生物化学是 21 世纪的科学”，让他阴差阳错走上了科研路。“要是当年我爸妈拦着说‘学生物没前途’，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不过别以为施一公是个只会批评的 “愤青”，他其实比谁都清楚改变有多难。1987 年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年他父亲在杭州街头被撞，送到医院后因为交不起 500 元押金，在急救室躺了四个半小时，最后没能救回来。“我曾经恨过那个见死不救的医生，恨过那个冷冰冰的医院，可后来我想通了，光恨没用，得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

这也是他后来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国创办西湖大学的原因。这所学校不搞 “985”“211” 那套，也不把就业率当考核指标，就是想给真正搞科研的人留一块净土。这些年西湖大学出了30 多项 “世界首次” 的研究成果，有学生在实验室里熬了三年，终于破解了一个困扰学术界多年的难题，这种成就感，可不是赚多少钱能比的。

施一公说，他不悲观，因为看到变革正在发生。但变革不能只靠几个清醒者呐喊。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该问问自己：我的才华，是在服务资本，还是在服务真实的世界？

别让“精英”，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别让“创新”，沦为PPT上的漂亮话。中国要真正站稳世界前列，得从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人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