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19日，莫斯科车站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当65岁的高尔基走下火车时，少先队员献花，《真理报》记者围堵，斯大林派来的特使全程陪同。这位被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文豪，在流亡12年后终于重返祖国，享尽无上荣光。

可鲜为人知的是，此后6年直到病逝，高尔基却在日记里反复写下：“我像个陌生人，游荡在这片土地上。”他住着斯大林特批的豪华别墅，却被禁止自由发表文章；他顶着“国家象征”的头衔，却无力阻止好友被逮捕。

这位呼唤革命的“海燕”，为何归国后反倒成了苏联的“外国人”？这背后藏着权力与文学的博弈，更写满理想主义的破碎。

高尔基与苏联的隔阂，早在十月革命后就已埋下。1917年，当他在《新生活报》连发80余篇文章抨击布尔什维克时，就注定了他与新生政权的裂痕。

当时的高尔基坚信，革命不应以摧毁文化为代价。1918年，契卡（肃反委员会）大规模逮捕知识分子，连诗人古米廖夫都因“莫须有”的叛国罪入狱。高尔基发疯似的奔走营救，联合文学界人士上书请愿，甚至以“孩子是我的私生子”为由，为贫困的知识分子家属申请口粮。可他的努力在政权巩固的需求面前不堪一击，古米廖夫最终还是被处决。

1921年的饥荒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为救助伏尔加流域的灾民，高尔基牵头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联合各党派名流向西方呼吁援助。美国救济署最终提供了6156万美元的物资，救助近千万人。

但当委员会提出派代表团监督物资分配时，列宁警觉起来。他绝不允许非布尔什维克势力借救济干预政权。最终，政府解散委员会，逮捕了所有非党成员，而列宁则以“出国疗养”为由，催促高尔基尽快离开苏联。

“在这儿，我的善良只是徒劳。”1921年10月，高尔基带着失望登上了前往意大利的船。他不会想到，这一去就是12年，而祖国早已在他缺席的岁月里变得陌生。

1928年，流亡意大利的高尔基收到了来自苏联的“甜蜜邀请”。斯大林正需要一位享誉世界的文人塑造政权形象，而高尔基恰好是最佳人选。

为了打动他，斯大林发动了全国性的“劝归运动”：各地学校组织学生写信，工厂工人联名请愿，《真理报》连篇累牍刊登致敬文章。更诱人的是实际礼遇，斯大林承诺为他建造别墅，配备专属医生和厨师，还允许他自由开展文学活动。

此时的高尔基在西欧也处境尴尬：意大利政府派厨子监视他，西方知识分子视他为“苏联异类”，孤独感让他愈发怀念故土。

1933年，高尔基终于下定决心回国。可刚踏上苏联土地，他就发现所谓的“自由”全是幻象。斯大林给他的第一份“任务”，就是为索洛维茨基劳改营辩护。

此前，一名逃犯出版《地狱岛》，揭露劳改营的残酷真相，引发国际舆论哗然。高尔基明知真相，他收到过无数囚犯的匿名求救信，但在权力压力下，还是写下了违心的报告。

他在文章中宣称：“劳改营里的犯人生活幸福，管理人员像文化工作者般改造他们。”甚至赞扬这是“斯大林创造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这场表演让他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却彻底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尊重。就像罗曼·罗兰在日记里写的：“这头老熊被缠上桂冠，灵魂却满是忧郁。”

高尔基的“外来者”困境，首先体现在被彻底限制的言论自由上。这位以笔为剑的作家，回国后竟成了“失语者”。

1933年，他读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初稿，立刻写信给卡冈诺维奇提出异议：“称托洛茨基为‘最可恶的孟什维克’，读者会问：这样的人为何能进领导层？”他恳请修改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的评价，却石沉大海。

更让他寒心的是，1935年《真理报》发表文章，骂他是“文学的腐败物”，只因他支持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高尔基写了反驳文章，却被报社扣押。此时的《真理报》主编是斯大林的前秘书，扣压文章显然是最高指示。

他试图创办文学杂志《我们的成就》，想为创作者保留一块阵地，却发现每篇稿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有位青年作家写了篇讽刺浮夸风的小说，稿子刚送到编辑部，就被保安人员没收。高尔基质问审查官员，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文章会影响革命士气。”

1935年，基洛夫遇刺后，大逮捕席卷全国。高尔基再也无法沉默，他写信给斯大林抗议：“这是国家恐怖，会毁掉我们的根基！”可斯大林只回了一句话：“你不懂阶级斗争的残酷。”当他提出想回意大利养病时，更是直接被拒绝。那个“来去自由”的承诺，早已成了空头支票。

如果说言论受限是外在枷锁，那么精神上的孤立则让高尔基彻底成了“外人”。他坚守的文学理想，在极左思潮下早已过时。

回国后，他发现苏联文学成了政治的附庸。“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垄断了文坛，他们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批判一切非功利性创作。高尔基却公开赞扬普里什文等被攻击的作家，称他们是“俄国仅有的一流作家”。

1928年，他更是在《真理报》为巴别尔鸣不平，骑兵军长布琼尼痛骂《骑兵军》“丑化红军”，高尔基反驳：“巴别尔美化了战士的内心，比果戈理更真实。”这场论战让他得罪了军方，却没能改变巴别尔的命运。1940年，这位作家还是被处决。

他试图延续保护知识分子的习惯，却发现自己早已无能为力。1936年，老友霍达谢维奇因批评时政被流放，高尔基想求情却连斯大林的面都见不到。看着昔日好友一个个消失在肃反浪潮中，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就像个看客，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

更讽刺的是，他晚年创作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竟成了对自己的隐喻。小说主人公萨姆金是个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中沦为旁观者，最终在群众集会中被踩死。高尔基借这个角色批判精神空虚的市侩，却没想到自己也成了“革命的旁观者”。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在别墅突然病逝。官方宣布是肺炎恶化，但民间一直流传着“毒杀”的说法。毕竟他的儿子马克西姆在前一年离奇去世，而负责治疗他的医生后来被处决。

无论真相如何，高尔基的晚年早已是一场悲剧。他回国时渴望“影响这个国家，阻止蠢事发生”，却最终成了权力的装饰品；他想做连接文学与革命的桥梁，却被两者同时抛弃。

斯大林在他的葬礼上致悼词，称他为“列宁最忠实的战友”，可这份赞誉比任何诋毁都更像讽刺。那个曾痛骂布尔什维克“毁掉祖国”的作家，终究被塑造成了政权的傀儡。

多年后，当他的日记和书信被解密，人们才读懂他的孤独。1935年他写给罗曼·罗兰的信里有这样一句话：“我热爱这片土地，却不再认识它；我被所有人尊敬，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参考文献

光明网：《高尔基的最后二十年》，《文摘报》2012年8月4日。

文发社：《高尔基为何回国，他与斯大林又有怎样的关系，一文带你一探究竟》，2023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