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日，八路军115师在一天之内，接连遭遇了两场严重的乌龙事件。

先是林师长在路过山西千家庄时，被晋绥军哨兵王潞生开枪误伤，子弹从背部射入，穿过肺部，还打断了一根肋骨。因为伤势过重，林师长在接受抢救后，便由警卫连护送前往延安医治。

再是同日午夜24时，毛主席发出两封电报。第一封给罗荣桓，嘱咐“林之职务暂时由你兼代”。第二封呈送第二战区司令部，通报正式任命罗荣桓为115师代师长。

然而第二战区收到电报后，却复电言明，说司令部早在18时左右，就已经收到了八路军传来的任命文件，内容是“由第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命令已经核准下发，来不及再做更改。

是谁拥有如此权限，能在没有请示延安的情况下，直接任命八路军的师级干部？罗荣桓意外错失师长，陈光临危受命，又对115师抗战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于这场戏剧性的风波，毛主席最后又该如何救场？

那封抢在毛主席之前发出的电报，是一封联名电，署名人有两个：朱德和彭德怀。但按规制，即便是八路军的正副指挥，也没有权限直接任免军中高级干部。一向稳重的朱老总，这次为何要越级行事？

因为军情如火，根本来不及。

2月28日，日军在占领山西重镇临汾后，立即分兵两路，一路继续扫荡晋南，另一路以第11师团主力5000余人西进大宁，想要抢占黄河东岸渡口马头关，进而过河入陕，直取延安。

为了保卫延安，毛主席急令115师主力西移，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集结布防。林师长为此制定了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他要以343旅长途奔袭至吕梁山腹地，在午城设下埋伏，聚歼进犯之敌。

但谁又能料到，就是在率领司令部转移的途中，林师长被晋绥军误伤。而此时115师已经进入了预定的作战位置，离原定的战役发起时间也仅剩10天。大战在即，主帅之位空缺，这朱德如何不急？

按常理，师级干部的任命，肯定要经延安开会讨论决定，更何况115师作为八路军头号主力，师长人选更应该慎之又慎。但此时朱德身处前线，正紧赶慢赶和日军抢时间，而且林师长负伤的消息一旦发酵，部队士气肯定也会大受打击。事急从权，他便和彭德怀商议，直接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并立即接手午城战役的指挥权。

当然，火线提拔陈光，不仅是形势所迫，也是因为站在朱德的角度来看，陈光确实是115师代理师长的最佳人选，甚至是唯一人选。

在115师师旅一级干部中，副师长聂荣臻早在1937年就去了五台山，在那带着3000人马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参谋长周昆2月初去第2战区司令部开会，结果回来的路上不知所踪，成了一个谜。而徐海东的344旅，也暂时归属八路军总部直管，暂时难以赶回前线。

三位老资格都不在，最后剩下的师长候选人只有两个：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343旅旅长陈光。

那为什么选择陈光而不是罗荣桓？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光看履历，陈光显然比罗荣桓更合适。

他是赤卫队队长出身，编入红军后，一直都是指挥主力作战，从特务连连长到师长，陈光只用了7年。长征后，他更是代理过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当时也是接替的林师长。论过往职务，在八路军几个旅长中，只有徐海东能与他比肩。而要论资历和战功，双红一的陈光也是名列前茅。

不管是论资排辈，还是单讲军事能力，陈光当这个代理师长都是众望所归。而且哪怕是陈光不在，朱德和彭德怀也大概率会选择越级提拔，在杨得志、杨成武、李天佑这些团级干部中选一位师长，或者从八路军总部派一个去。至于罗荣桓，可能压根不在考虑之列，毕竟在多数同袍眼中，罗荣桓都只是一个纯粹的“文官”。

罗荣桓自秋收起义起就跟着毛主席，从1927年的特务连党代表，到1937年的115师政治部主任，在这十年之间，罗荣桓从未担任过军事主官，一直都是从事政工工作。抗战开始后，他基本上是带着一个师政治部到处跑，主抓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指挥经验更是挂零。

师长不会打仗，岂不是玩笑？

其实包括在聂荣臻离开后，林师长在讨论新任政委人选时，也觉得罗荣桓不合适，认为其不能帮助自己分担军事指挥的重任，因此曾多次提出让延安另择贤能。

正是基于这种惯性思维，在得知毛主席的代理师长第一人选是罗荣桓时，很多指战员都不能理解，为何115师能打的战将那么多，主席却偏要器重一个带着眼镜的文弱书生？

朱德和彭德怀都是纯粹的军人，自抗战开打后，他们就坚持要集中力量，以歼灭大量日军为目标。而陈光作为115师的头号战将，打法凶悍，威望又高，在内部被评价为“我军有数的军事人才之一”，自然是师长的最佳选择。

但毛主席并不认同这种思路，早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他就曾深刻分析过中国的抗战形势，认为抗日战争急不得，局部战役的胜利无法决定最终胜负。要拖垮日军，唯一的办法就是持久战，所以八路军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敌后广泛建立根据地。

但在当时，这番言论并未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在会上，林师长最先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八路军官兵经过土地革命的历练，已经掌握了成熟的运动战经验，所以应该主动出击，去寻求与日军展开“大兵团作战”，至于打游击，则属于战术退步的表现。

也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洛川会议仅半个月后，林师长的请战书就送了过来，他提出要用1个旅的兵力在平型关袭击日军，以配合晋绥军的正面抗战。

两种战略之争，在当时已成争锋相对之势。

一开始毛主席还想再劝，复电说：

“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此方针。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地区，主要是在陕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但林师长请战的意愿非常坚决，再次强调平型关战役的必要性：

“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我军威信。”

不仅是林师长个人，115师多数将领，包括时任343旅旅长的陈光，都是连番请战。为了不打击士气，主席最后还是选择了妥协，同意暂时将部队集中起来打大仗。

然而平型关战役的结果，又确如毛主席所料。这是一场胜仗，也是一场惨胜，115师伤亡600余人，损失的都是经历过长征的红军老兵。此外，战役过程中，作为盟友的晋绥军表现极为差劲，先是坐山观虎斗，之后阵地又被突围的日军残部冲垮，气得林师长痛斥“他们的指挥真笨极了”。

此战过后，林师长终于明白了毛主席提出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山地游击”，一个是“独立自主”。在当时的形势下，与日军正面交锋必是消耗战，得不偿失，而“大兵团作战”，光靠八路军一支部队，也根本无法实现。

在《平型关战斗的总结》中，林师长也特意提到了这一反思：

“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方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让林师长这样的智将明白这个道理，尚且需要一场“惨胜”作为代价。如今走马换将，换上指挥风格更为激进，更富于进攻精神的陈光，毛主席难免会有忧虑。矛太锋利，就容易折断，115师的战斗力不应在大仗中被过快地消耗掉。

相比起来，罗荣桓的军事能力虽然没有经过验证，但他有两大优势，一是善于统筹全局，建设根据地是一把好手；二是他知人善用，能够广泛听取意见。115师要转变风格，挺进敌后积蓄力量，缺的就是这样稳重的帅才。

罗荣桓在抗战初期错失115师师长，也是毛主席耿耿于怀的一大遗憾。

既然毛主席更看好罗荣桓，为何不换下陈光？毕竟朱德提拔陈光，起初也只是考虑让他暂时代理。

应该说毛主席对于这个问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一来，他必须维护八路军对外形象的一致性，直接驳回正副指挥的人事任命，难免惹人议论。二来，林师长刚刚意外重伤，如果在陈光被任命代师长后，又立刻让罗荣桓接替他，那对于自尊心极强的陈光，乃至整个115师，都是一次重大的信任危机。

毛主席深知团结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面对强大外敌之时。所以在陈光一事上，他展现出了非凡气度与耐心。既然木已成舟，那就不应再生事端。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

当然，115师危难之际，光靠一个陈光还是不足以撑起大局的。为此，毛主席及时做出了一些调整。他让罗荣桓接替政委，实际负责全面工作，而陈光则专心负责军事指挥。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野战军，陈毅和粟裕就是相同模式。

这种模式在115师，起初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接任代理师长后不久，陈光便指挥115师主力在吕梁山区，连续发起了三次漂亮的伏击战。他抓住日军在占领区兵力分散、防备空虚的弱点，先后在罗曲、午城、井沟地区设伏，痛击日军，三战三捷。

不过这一时期，陈光指挥的兵力也基本只有老部队343旅。直到后来115师奉命挺进山东，陈光身负的担子才逐渐重了起来。他在率领115师师部及685团进入鲁西平原后，先是与湖西地方武装合编，组建了苏鲁豫抗日支队。后又与张经武、黎玉的山东纵队、肖华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配合作战。

在山东，115师的任务不再是单一的行军打仗，而是要在一个全新的，情况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扎下根来。这里的斗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较量。而以陈光的能力，显然无法应付如此复杂的形势。

陈光性格过于刚烈，习惯独断专行，与他人交往过于生硬，一旦遭遇挫折便患得患失，有名将的实力，却缺乏大将风度。在和友军配合作战，包括与朱瑞，黎玉等干部的相处中，他都是争锋相对，以至于山东部队的团结问题，一度连毛主席都束手无策，数次调解都没有起到效果。

面对内部存在的不团结，陈光凡事都是要争个高下，而在长期共事中，罗荣桓一方面尊重他，支持他工作，另一方面又宠辱不惊，以退为进，一切以大局为重。为了安抚地方干部，他甚至多次提出自己辞职，把职务让出去以平息风波。

陈光代理师长时间长达5年之久，却始终未能被“扶正”。一个“代”字始终如影随形，这既是对他军事功绩的肯定，也暗示着毛主席对他全面执掌一个战略区的能力，始终存有保留意见。

1941年7月，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曾联名致电毛主席，认为鉴于山东问题严重，建议由滕代远任115师师长，陈光改任副师长。

滕代远也是政工干部出身，彭德怀提出让他取代陈光，应该说在个人观念上，也有了一个全面的改变。八路军要提拔干部，不再是单纯只讲“军事主导”，而是要向“军事政工全面主导”过渡，选择全能型的人才。

不过最后，滕代远认为自己难担重任，委婉拒绝。毛主席则是在多番调整后，最终坚定决心，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军区司令兼任115师师长。而陈光则调回延安学习。

历经4年蹉跎后，山东八路军终于实现了一元化。

陈光在临行前，曾经诚恳且坦率地对身边工作的战友们说：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罗荣桓同志是正确的，希望你们今后在他的领导下，搞好团结，好好工作。”

而之后发生的事情，正好印证了毛主席的一句话：

“山东只用了一个罗荣桓，全局都活了！”

罗荣桓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坚定落实者。挺进山东时，他曾将一只小皮箱交给秘书杨永松保管，里面除了一瓶药外，还有一本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书当时还未正式出版，红军大学印发的初稿纸质很差，印得模模糊糊，但上面却被罗荣桓多处圈点批注。

此书中，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将其作为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出发点。这本书对罗荣桓的思想影响极大。在经略山东的过程中，罗荣桓作为军区的“总管家”，处理了诸多棘手的内外部矛盾。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根据地上，山东都是全国抗战的榜样。

毛主席没有用一道命令去纠正一次“乌龙式”的任命，而是用时间和实践，让最适合的人，在最适合的位置上，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这不仅体现了毛主席对不同干部特点的深刻洞察，更展现了他着眼于中国革命长远利益的战略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