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三点，整个北京城还沉浸在睡梦中，紫禁城西北角的储秀宫里，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您没听错，三点。

放现在，这时间大部分人睡得正沉，可那是慈禧太后每天雷打不动的起床钟点。

她要赶八点钟的早朝，中间这五个小时，一分一秒都闲不下来。

您可能要问了：不就是起床收拾吗，五个小时？这也太夸张了。

但您得明白，对慈禧来说，这不是简单的梳洗打扮，这是一场权力的晨间仪式。一切，都得从声音说起。

那时候没有闹钟，叫醒服务全靠人。

宫女们得在她寝宫外头，压着嗓子，一声接一声地念：“老祖宗吉祥”。

这声儿得有讲究，不能太高，惊了驾那是大罪；也不能太低，怕里头听不见。

得是一种平稳的、催眠似的调子，像背景音一样绵绵不绝地渗进去，直到帘子里传来动静。

这叫“叫起儿”，是宫里最熬人的差事之一。

慈禧三点起，她们就得两点多候着，夜里根本睡不踏实。

可谁敢抱怨？这就是规矩。

等太后醒了，真正的流程才刚开始。

她信“热能通络”那一套，所以第一件事不是穿衣，而是热敷。

宫女端着银盆，热水冒着恰到好处的白气，浸透柔软的毛巾，先敷手，再敷脸。一盆水只敷一会儿就换，得连用三四盆。

这热气，据说是为了唤醒肌肤，也驱散最后一点睡意。

整个过程静悄悄的，只有水声和布料摩擦的细微响动。

接下来是梳头。

这活儿更讲究，通常由信得过的太监或者资深宫女来做。

梳子要轻轻划过头发，不能扯下一根。

梳头的人嘴还不能闲着，得搜肠刮肚讲点新鲜的、好玩的事儿，或者编点吉祥话。

慈禧半眯着眼听着，心情好了，一天的开端就算顺遂。

这头发要梳得油光水滑，一根乱丝都不能有，然后盘成最复杂庄严的发式，插上沉甸甸的金簪玉钗。

时间，就在这一下一下的梳理里，无声无息地流走。

这些都弄利索了，慈禧会先歪到榻上，抽上几口大烟。

这口烟对她来说，好比咱们现在猛灌一杯黑咖啡，是提神醒脑的关键。

烟雾缭绕里，她的眼神才真正亮起来，属于统治者的精明和锐气，慢慢回到了脸上。

然后，才是早膳。

太后的早膳排场大，但您可别以为她真能吃多少。

粥品像什么燕窝粥、老米粥，配上林林总总二十几道小菜，花样摆得满满一桌子。

可她每样最多动一两筷子，纯粹是“点到为止”。

吃饭不只是为了果腹，更是为了彰显一种至高无上的选择权——天下美味皆在眼前，任我取舍。

用完膳，漱口，换上清茶。茶香袅袅中，她有时会再抽一袋烟，定定神。

等这一切终于做完，看看西洋自鸣钟，时针往往已经指向了七点前后。

最后一道工序是更衣。

朝服不是普通衣服，那是一层套一层的礼制，从里衣到外袍，从朝珠到护指，复杂无比，需要好几个人一起伺候。

当那身明黄色的龙纹朝服终于穿戴整齐，她缓缓坐上十六人抬的轿舆时，储秀宫外的天色，早已大亮。

您看，这五个小时，她没批过一份奏折，没想过一条国策。

她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成为慈禧太后”这件事情本身上。

那张被热气精心敷过的脸，那头纹丝不乱的发，那身华丽沉重的朝服，都是她权力的盔甲和装饰。

她通过这一整套繁琐到极致的仪式，在向自己，也向整个宫廷乃至天下，反复确认和宣告：我，才是这个帝国的中心。

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她把一天中精神最好、最黄金的时段，全部倾注在了维护自身的权威和享乐上。

等到终于坐上朝堂，听着大臣们禀报那些焦头烂额的麻烦——哪里又闹了灾，水师又要添置军舰，洋人又在边境生事——她的耐心和精力，早在清晨那漫长的五个小时里，被消耗掉了一大半。于是，许多决策变得短视而敷衍：能拖就拖，能糊弄就糊弄，实在不行，就从别处抠银子，哪怕那是军费，是赈灾款。

她的眼光，始终没能真正穿透储秀宫的帘子，落到这个庞大帝国风雨飘摇的现实上。

她精通的是宫墙内的权术平衡，是驾驭朝臣的心计，是如何让自己活得更舒适、更尊荣。

至于国事？那似乎只是她维持这种极致生活的必要背景，甚至是一种打扰。

所以，那五个小时的晨妆，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

它极尽精致，却空洞无比；它强调秩序，却导向僵化；它围绕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人运转，而这个人，却把个人的体面与享乐，排在了江山社稷的前面。

当一艘大船的船长，每天花最久的时间来擦拭自己的勋章、熨烫自己的制服，却无心也无力去修补船体千疮百孔的漏洞时，这艘船的命运，其实早已在每一个看似平静的清晨，就被悄悄写定了。

紫禁城的晨曦依旧每天照亮那些金色的琉璃瓦，储秀宫里的仪式年复一年，一丝不苟。

直到宫墙外的炮声，终于震碎了这一切的宁静与奢靡。

那时人们才恍然发觉，那五个小时里悉心维护的一切，终究不过是历史浪潮前，一场精致而易碎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