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保卫人员向许世友报告：司令，有人要见你，许世友吼了一声：不见，当许世友一听是陶勇的4个孩子时，立即亲自出门接人。


保卫人员进门汇报时，许世友正烦得厉害。
那阵子找上门的人太多，哭的，闹的，递话的，探风声的，什么人都有。他一听“有人要见你”，眉头一拧，张口就甩出一句，不见。

话音刚落，保卫人员又补了一句，说来的不是外人，是陶勇家的四个孩子。
许世友先是一怔，随即站了起来，脚下很快，直接往门外走。边上的人都看得清楚，这不是一般的见客，这是心里那根弦猛地被拨了一下。陶勇已经死了，朱岚也走了，几个半大的孩子在这时候跑到门口来，身后那点凄凉，想都想得到。许世友这个人脾气爆，骂起人来像打雷，可有些人，有些事，他从不装糊涂。陶勇就是这样的人。

陶勇在军中不是靠名头撑着的人，他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渡江作战那会儿，江面上的局势绷得像弓弦，英国军舰横在那儿，摆明了要拦路。陶勇下令开炮，把那层横劲硬生生轰散了。后来很多人记住他，往往就记住这一仗。说到底，敢在那样的关头下这个决心，靠的不是蛮劲，是胆魄，也是分寸。英国舰艇被赶走以后，他又率第二十三军追击国民党溃军，一路往前压，为新中国的建立继续出力。建国以后，他没有停下来，又上了抗美援朝战场。这样的履历，搁在哪支部队里，都不是轻飘飘几句话能带过去的。

一九五二年秋天，陶勇回国，出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那时的海军家底薄，事情却一堆接一堆，船要管，人要带，训练要抓，摊子不小，头绪更多。陶勇偏偏能把这些乱麻一根根理顺。他陪同毛主席视察过华东海军，也把华东海军带得渐渐有了样子。

后来的任命一步步上来，海军副司令，南京军区副司令，他都干过，还是许世友手边极得力的助手。照常理看，这样的人，路该越走越宽，谁也没想到，转眼就撞上了最黑的一段。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陶勇在居住的招待所坠井身亡。外头很快给出一个说法，说他是“畏罪自杀”。这话出来，很多人心里都不服，陈毅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不相信。可那时候，信不信是一回事，事情能不能说清，又是另一回事。调查后来也做过，终究没有翻出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没解开，陶勇的人却已经没了。更叫人喘不过气的是，同年九月，朱岚也去世了。夫妻二人前后离世，还都被扣着帽子。一个家，本来热热闹闹，有八个孩子，突然之间就像屋梁断了，哗啦一下塌了下来。

陶勇和朱岚是在抗战年月成的婚，两人认识，靠的是战友撮合。
朱岚在文工团工作，性子利落，也能吃苦。一九四一年七月，他们结婚，日子一路过下来，养了八个孩子。到夫妇二人出事时，四个年长的孩子已经参军，家里剩下四个年幼的。麻烦也正是从这儿冒出来的。那几年，人心都缩着，谁都怕沾惹是非。几个孩子明明什么都不懂，偏偏没人敢上前管。不是没同情，是不敢。同情在那种气氛里，常常只敢压在心里，不敢伸到手上。孩子们没地方去，像几片叶子，在风里乱飘。

许世友知道这事以后，没有绕弯子，也没有装听不见，直接让人把孩子接了回来。有人劝他，小心惹祸上身，少管为妙。许世友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心里明白，陶勇是什么样的人，他清楚。孩子是什么处境，他也清楚。把这几个孩子扔在外头不管，那不是怕事，那是昧良心。他不但把四个孩子留在自己身边，还专门叮嘱自家的孩子多照顾他们。
许世友平时说话冲，办起这件事却一点不毛躁。他知道只给一口饭吃还不够，人总得往后活，总得有个安稳去处。年纪较大的三个孩子，在他的安排下，被送到了肖永银的坦克部队和部队医院，算是先稳住脚跟。剩下那个年幼的女孩，他托付给一个靠得住的军人家庭照顾。这样的安排，不花哨，却顶事。说穿了，许世友是在用自己的法子，替老战友护住最后一点血脉。

事情拖了很多年，直到一九七五年，邓公明确表态，说陶勇是有战功的，要为他昭雪。压在这家人头上的阴云，到这时才算松了一道口子。一九七七年夏天，陶勇正式恢复名誉，朱岚也得到了正名。陶勇原名张道庸，孩子们这才重新恢复使用张姓。

一个姓，看上去只是纸面上的几个笔画，落到这个家身上，却像把压了多年的石头终于搬开。
八个子女里，第三子张小勇最活跃，也最能折腾。他先在部队里干到坦克连连长，后来又进海军深造，成了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的舰长，算是接上了父亲当年的那条路。

等到改革开放一步步铺开，他又转业下海做生意，也闯出了名堂。
二零一二年，张小勇病逝，终年六十四岁。回头再看陶勇这一家，最叫人唏嘘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在风最硬的时候，居然还真有人肯把门打开，肯把手伸出去。

许世友那一回出门接的，不只是四个孩子，也是一个老战友留下的脸面和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