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日本众议院议员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一书正式出版发行。对于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的前途，他做出了这样的构想。

展开来说，鉴于日本自身也受到内外局势的制约，难以完全实现战略意图。

所以，他建议日本政府在处理“中国问题”时，不仅要主动承担起“维护东亚和平”的责任，也要“勇敢”肩负起“将中国从白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使命，进而成为黄种人的“盟主”。

一方面，日本应该帮助中国维持领土完整，推动其国民走向富强与文明；另一方面，基于两国“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双方应该建立相互信任、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世界变局，从而构建一个“伟大的亚洲新文明”。

总的来说，这就是“大亚细亚主义”的核心内容。接下来，日本将这一理念推广至整个亚洲，从而让所有黄色人种的国家都能完成“复活”，让他们取得政治与经济独立的地位。最终目标是，“统一全世界的黄种人，让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

小寺谦吉与《大亚细亚主义论》内页

学界普遍认为，该书是日本首部以“大亚细亚主义”命名的专著，甚至可将之视是日本“大亚细亚主义”诞生的标志。

但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黄色人种的独立”，只是相对于欧美国家的独立，并不包含“从日本的统治之下”能够获得解放。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政局变得更为动荡。

日本各界普遍认为，经济落后、政治专制、军事孱弱、吏治腐败、社会动乱，边疆危机四伏、内地分崩离析，国家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的中国，处于“单靠本国力量无法自立生存”的惨淡状态。

鉴于此，以“否定中国国家资格”为核心内容的“中国非国论”，一度在日本颇有市场。

电影《茶馆》剧照

实际上，小寺谦吉也是这一理论的支持者。

原因很简单，中国更接近于一个以“中国”为名的社会团体，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的领土在表面上虽有轮廓，实则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内部也多处于割据或松散联邦状态，在历史上极少形成真正完整统一的国家形态。

鉴于历史上的中国“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国家”，所以取代清朝统治的民国政权，依然不具备成为国家的资格。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就实际状况而言，民国从未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国家。这个资产阶级政权每当遭遇外部势力的压迫时，内部便会政务纠纷频发、人心激愤，导致中央政令不行，内乱与政变循环不止，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凝聚力。

袁世凯大总统明信片

其次，中国尚未成功迈入近代文明，社会风气表现出显著的保守性，民众思想依然深受历史传统、传说以及固有民族性格的深刻影响，在政治意识、公共道德与治理能力等方面，整体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第三，辛亥革命固然推翻了帝制，但它的成功更多源于民众一时的跟从与附和，而非出于对民主政体的真正理解与追求。

这就意味着，新生的民国政府不仅缺乏稳固的社会根基，也从未形成持久、广泛的民意支持。它不像深深扎根的树木，而更像是一根插在地上的木桩，一旦遭遇强劲风雨，便容易倾倒甚至覆灭。

更何况，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革命的国家”，共和政治只会进一步刺激中国人的“好乱癖性”，进而导致中国局势越来越混乱。

所以，民国的共和制“不是悲剧就是滑稽剧”，不可能取得成功。

老照片中的东交民巷

值得一提的是，小寺谦吉还在书中强调，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无法成为一个“大一统的近代民族国家”。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从吏治、军事以及国民性等三个层面进行了颇为深入的分析。

首先，中国官员的贪污腐败之风“自古有之”，尤其是王公贵族们更是腐败至极；辛亥革命只是改变了形式，并没有改变官场的因袭风气。

有清一代，总督和巡抚互不统属，权责分散，双方都缺乏完整的管辖权。这种体制逐渐滋长了官员不愿担当、但求无过的风气。平日为政只求平稳，缺乏进取之心；一旦发生变故，便相互推诿责任，以求自保。

而基层的大小地方官员，大多只关注本家族、本村或本乡的实际利益，缺乏国家层面的视野。连绵不断的内乱，又促使地方势力大力扩充军队。拥兵自重的结果，是政变屡屡发生；地方豪强们为了巩固个人权力，更需持续蓄养私人武力。

如此一来，中央政令难以贯彻到地方，反而形成了地方挟兵权以制约中央的局面。毫不夸张地说，国家的实际走向，往往取决于各省的态度。

晚清“东南互保”图解

到了民国，牢牢掌握着地方军事与财政大权的各省的督军以及省长，常常将征收的税赋截留在地方，而非上缴中央。在这种权力结构下，中国又怎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又何谈建立起有效的国家统治呢？

值得一提的是，小寺谦吉还在书中特意强调，中国官场上存在着“虚伪之风”与“女性政治”等两大“恶习”。

所谓“虚伪之风”，即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义。

一方面，几乎所有公共事务都是表面一套、实际一套，官场充斥着各种不实之风。

另一方面，文章流于空泛，礼让缺乏真诚，辞令往往言不由衷，连所标榜的“忠实”也常是姿态而已，以至于就连上对下的命令与下对上的报告，都难以完全取信。

电影《茶馆》剧照

一言概之，在中国的官僚体制内，很难看到官员对国家与人民的真挚诚意；相反，为了掩盖真实意图，往往用虚礼来粉饰；为了掩饰这层粉饰，又会叠加更多的虚礼。

这种不良习气再与功利心和缺乏原则的投机心理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女性政治”的恶习与陋弊。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女性政治”？

在小寺谦吉看来，中国官员身上普遍存在的“中伤、离间、谗言、侦谍、比周、排挤、陷阱、嫉妒、反目、复仇、埋怨、因循、锢习、投案、贿赂、阴谋为事，卑劣、倨傲、残忍对待政敌”等“特质”，共同构成了“女性政治”的条件。

电影《茶馆》剧照

其次，以民国军队的战斗力水平，难以支持、维护中国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前提，即“国家的独立”。

展开来说，民国的军队主要分为新式与旧式两种。结合官方（北洋政府）与革命派别的军队来看，新式军队约有35至36个师团，旧式军队约有30个师团。若按每师团七八千人计算且员额充足，总兵力应可达五十万左右。

然而，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中国而言，这一兵力规模依然相当薄弱。

更重要的是，其旧式军队在编制上大体仍沿袭清代旧制，无论在训练水平、士兵素质、军官才能、精神面貌还是武器装备方面，均无法与近代文明国家的军队相提并论。

电影《辛亥革命》中的旧式清军

新式军队的建设始于甲午战争之后，最初依靠德国顾问，仿照德国军制进行编练；后来则转而效仿日本的军事制度。

因此，单从外观上看，这支军队似乎已经与日本陆军没有什么差别。

但现实情况是，从士兵素质、军官才能以及实际战斗力等层面看，“新军”本质上依然是一支“中国式”的军队。实际上，有观察者发现，其内部的凝聚力与团结精神，反而不如旧式军队。

除此之外，辛亥革命爆发后，为了积极应对时局，各地都招募了大量新兵，导致军队规模有了显著增加。不过，有观察者却表示，此举反而造成了士兵整体素质和军队阵容水平，相较于清朝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电影《茶馆》中的旧军阀

第三，中国民众身上普遍存在的“功利心强而缺乏自制力”，“富有虚荣心且缺乏节操心（贿赂、赌博、好肉欲等陋习）”以及“没有国家观念，唯以私利为重”等特质，也使得中国难以建立大一统的近代民族国家。

展开来说，当国家面临外患而加重赋税时，无法休养生息的人民会怨声载道，将不满归咎于君主失德。这种民怨容易在地方上积聚，进而凝结成为反抗力量，最终引发内乱甚至革命。

除此之外，中国的社会结构相对松散，倾向于以个人为单位，只注重个人与家庭的利益与前途。加之历史上曾经多次经历过外族的征服与统治，使得民众普遍缺乏“为国家牺牲”的集体精神。

由此可见，小寺谦吉不仅没有意识到辛亥革命具有的进步意义，也对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觉醒缺乏清晰认识。在他看来，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都是一个“紊乱、窘迫、腐败、糊涂”的政治失败的国家。

电影《茶馆》中的普通民众

值得一提的是，在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中，“中日提携”是其极力鼓吹的核心内容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中国是太平洋问题的中心，也是列强竞争的“香饵”，对于日本而言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国家。

展开来说，太平洋问题的中心，就是日本的邻国——中国。围绕中国的博弈，实质上是为打破由单一国家主导的旧秩序而引发的激烈争夺，是两半球强国之间的混战，更深层次上，也涉及不同人种间的竞争。

可以说，太平洋的支配权，最终将归属于那个能在中国占据最优势地位的国家。

原因在于，谁能有效开发中国丰富无尽的资源，凭借其巨大的物资需求扩大商业权利，并能引导、利用其四亿庞大民众的力量以获得后援，谁就能借此掌握国际霸权。

“华盛顿会议”主题绘作

其次，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绝好的殖民地。

一方面，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资源贫乏的岛国。

但另一方面，日本已经对欧洲文明进行了充分的过滤与筛选，去除了不适合东亚社会“消化”的杂乱成分，因此具备了高度的调和性与适应性。

所以，中日两国可以结成一种理想的互补关系——日本向中国提供知识与军事援助，中国则向日本提供物资与经济利益。

毕竟，作为“东亚盟主”的日本，是改造中国所必需的“优良药剂”，必须肩负起“指导”中国改革的责任。

一方面，日本人的经验、天赋与智慧是中国推进改革时最应依赖的“指导”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只有选择与日本建立最巩固的“提携”关系、“安心地信赖日本”，才能完成“自救”。

当然，这也基于两国的根本差异——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中国地处大陆，日本则连接海洋与大陆——双方可以“以己之长补彼之短”，实现互利共赢。

1915年，中日两国签订《民四条约》

在这样的框架下，中国会借助日本的“指导”，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陆军强国，从而承担起“守护亚细亚大陆”的职责；日本则作为海军强国，在维持自身在太平洋的权威的同时，成为亚洲地区的“提督国”。

通过这种联合，最终可以抗衡欧美白种人的势力，促进人种平等，进而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支持“中国分割论”的人认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土、无限的资源，倘若成功地建设成为新的近代文明国家，那么日本对岸将会会出现一个“可怕的强国”。

因此，不如趁其尚未强大就先分裂之，以便于日本操纵，使分裂的“小国”相互牵制。

酒卷贞一郎撰写的《中国分割论》

一直提倡“中国保全论”小寺谦吉，结合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以及文化等维度，对“中国分割论”进行了批判。

从政治层面看，所谓“中国分割论”的唯一价值，在于分裂后的各个部分若能全部依附于日本，或许对日本有利。不过话说回来，现实情况注定不会如此发展。

倘若甲国亲近日本，乙国就必然会倒向英国或法国，丙国会寻求俄国、德国或美国的支持。这种列强分而治之的局面，非但不会给日本带来战略优势，反而会使整个远东地区陷入持续不断的纷争与动荡。

到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南、东南、北部等区域，将会分别沦为不同列强的势力范围，受其操纵，成为实际上的傀儡政权。

其结果就是，日本的对岸出现无数个由欧美列强控制的“大印度式的中国”、“大缅甸”或“大菲律宾”。

更严峻的是，这些势力中可能包含极端的帝国主义或军国主义强国，从而将日本的国防安全置于极其危险和被动的不利境地。

电影《茶馆》剧照

从经济层面看，中国本身是一个庞大的世界市场，同时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人口中有约三分之二为农民。这一国情使中国天然成为原材料的重要供应地以及工业商品的消费市场。

日本凭借地理上的邻近性，在这一市场中享有独特的地缘优势。

事实上，日本对华贸易额增长迅速，已经超过了法国、美国与德国，即使与处于最有利地位的英国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一成果，主要得益于中日之间地理上的接近。

然而，倘若中国遭到列强瓜分，各国在其势力范围内设立关税壁垒、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则日本所依赖的这个统一大市场将不复存在，转而成为一个被分割封锁的市场。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旦中国被彻底分割，欧美列强必将凭借其雄厚的资本，投入到新获得的势力范围内，进行资源开发，并利用当地的原材料与廉价劳动力，大力发展各类工业。

到那时，日本无论在资本规模还是产业基础上，都将难以与之抗衡。

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分布

从地缘战略角度看，“中国分割论”实质上最符合那些能够通过瓜分中国直接扩张本国领土、且中国存亡对其自身安全并无直接影响的国家利益。

同时，这也是那些担忧若中国保持领土完整，由于其地理位置遥远，本国将难以在远东市场与拥有地利之便的日本竞争的国家所乐见的主张。

具体而言，前者可通过分割直接获利而无需承担主要风险，后者则能借削弱中国来间接制衡日本的市场竞争力。

如果日本人自身也去大力倡导所谓的"中国分割论"，无异于在战略上主动资敌，是一种极为短视、甚至愚不可及的行为。这就像是将自己的粮食拱手送给了对手，从而削弱自身的生存与竞争基础。

一战前的世界局势

从文化层面看，无论是“南北二分论”还是“天下三分论”，都是一种空想。

众所周知，中国南北相互依存，难以割裂。倘若南方占据中原，则北方难以自立；反之若北方控制中原，则南方亦无法自保。这足以证明，中国在地理上是一个有机整体。

更何况，南方人受到北方“禀气”的影响，北方人也同样吸纳了南方的特质，思想互相交融。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个体一生的观念塑造上，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淬炼出一种可抽象概括为“中国人气质”的共性。

这正是全体中国人在一种整体模式下被陶冶成型，呈现着“大同小异”的特征。

必须认识到，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与1700年前的三国时代截然不同。那时天下观以中国内部为中心，分裂统一可视为内部事务。

现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判断其统一或分裂的利弊得失，不能再仅从内部视角出发，而必须重点考虑其与列强的国际关系。

一旦分裂，各政权之间必然产生复杂的国际问题，从而为虎视眈眈的列强提供可乘之机。

北洋军阀（1917—1918）

小寺谦吉认为，支撑中国统一的基础主要有四点，即儒家思想的文化凝聚力，汉字书写系统的统一性，汉民族强大的文化同化能力，汉民族崇尚和平、善于妥协的国民性格。

在他看来，“只要这些深厚的历史文化力量依然存在，即使出现暂时的分裂局面，也终将重新走向统一”。

更何况，在欧美列强等白人势力对华压迫日甚的背景下，汉民族的团结意识已经逐渐扩展为了更广泛的“中国民族”的团结。

现如今，这一转变已成为近期推动国家统一的重要新兴力量。

五四运动主题绘作

但结合上面的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小寺谦吉主张的“保全中国”具有明确边界——仅适用于中国内地——东北、外蒙古、新疆、西藏等所谓“非汉”地区，均被其排除出了“保全”范围之外。

原因很简单，这些地区已经处于日本、俄国、英国等列强的实际控制之下，倘若中国政府继续主张对它们行使主权，不仅需要承受巨大的财政负担，还会引发错综复杂的外交纠纷。因此，他公开建议中国放弃对这些地区的统治。

坦诚说，这种看似主张对华友好，实则服务于日本扩张战略的“保全中国论”，为后来政府推动“满蒙分离”、蚕食中国边疆领土提供了理论铺垫。

“五族共和”主题宣传画

更何况，即便是对于中国内地的“保全”，并不是为中国而“保全”，而是旨在排斥欧美国家在中国获得新利益，确保日本独占中国。

具体而言，小寺谦吉将中国视为“维系远东局势的关键所在”，倘若中国的命运持续处于不确定的垂危状态，则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将难以保持稳定。

因此，日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旦中国走向灭亡，就意味着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均势被彻底打破，远东将陷入列强混战的乱局”。

除此之外，为了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就必须确保中国的领土完整，防止其他强国在远东获取新的优势地位。

换言之，倘若中国出现疏远日本、倒向其他强国甚至自取灭亡的倾向日益明显时，日本应当果断采取高压手段予以回应。

原因在于，任由他国在远东扩张势力对日本极为不利。

因此，即使日本一贯主张“保全中国”，但当中国领土完整确实无法维持时，日本也必须争取在远东获得比当前更高的政治地位。

大正时代的日本议会

总而言之，在和平时期，日本的首要目标就是支持并引导中国维持统一，实践唇齿相依的合作关系；当中国面临被分割的危机、领土完整确实无法维护时，日本的第二目标就是在中国确保自身的优越地位。

总的来说，无论是“大亚细亚主义”还是“中日提携”以及“中国保全论”，表面上打着联合中国、共兴亚洲的旗号，实则暗含双重标准——对中国采取的是高压与控制的强权姿态，对欧美列强则表现出鲜明的排他性与对抗性。

这一理论不仅完全忽视了亚洲人民的真实情感与利益诉求，也并非是真正追求亚洲民族之间的平等合作，而是旨在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霸主地位——通过排挤欧美在华势力，为后续的对外扩张铺平舆论道路。

至于“中日提携”与"保全中国"等口号，实质上就是一种伪装的亲善政策，在缓和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的同时，为侵华政策披上合法外衣。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李大钊

对此，李大钊就颇具洞见地指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不仅是“吞并中国的隐语”，更是“大日本主义的别名”。

这也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当知识彻底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很容易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丰富的学识也容易演变成为侵略者手中的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