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 年 7 月 13 日，燕王朱棣的军队攻破南京金川门，皇宫燃起大火，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这场持续三年的 “靖难之役”，以叔叔推翻侄子告终。

朱棣进城后，没急着登基，先找了个人 —— 方孝孺。这位 38 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是宋濂的得意门生，当时的文坛领袖，连建文帝的诏书大多出自他手。朱棣想让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一来借他的名声稳定人心，二来宣告自己继位的合法性。

可当侍卫把方孝孺带到朝堂时，他穿着丧服，一进门就哭着骂朱棣 “燕贼篡位”。朱棣耐着性子说：“我只是效仿周公辅政。” 方孝孺追问：“成王在哪？” 朱棣答：“他自焚了。” 方孝孺又问：“为何不立成王之子？” 朱棣被问得哑口无言，最后沉下脸：“这是朕的家事。”

见方孝孺始终不肯动笔，朱棣终于动怒：“你就不怕我诛你九族？” 流传最广的一幕来了 —— 方孝孺昂首道：“便诛十族又何妨！” 就是这句话，据说让朱棣下令把方孝孺的门生朋友也算作一族，共十族数百人被处死。

这个 “诛十族” 的悲壮故事，我们听了几百年，但翻遍明朝官方史料，却找不到实锤。

首先看《明实录・太宗实录》，这是朱棣在位时编修的史料，里面只记载方孝孺 “辞不屈，磔死”，也就是被凌迟处死，提了 “诛其族”，但没说 “九族”，更没提 “十族”。

再看清代编修的《明史》，作为正史，它对方孝孺的记载更详细：“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 成祖怒，命磔诸市…… 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 这里说 “宗族亲友” 数百人遇害，仍没提 “十族” 这个概念。

真正把 “诛十族” 写得活灵活现的，是明代文人祝枝山的《野记》。这本书里，不仅有方孝孺喊 “诛十族何妨” 的对话，还详细写了 “十族” 包括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加门生朋友为十族”，共 873 人被杀。

可问题是，《野记》本身是野史，祝枝山写这本书时，距离方孝孺遇害已过去 100 多年，而且书中还记载了 “朱棣杀三千宫女” 等明显夸张的故事，史学界一直认为其可信度不高。

要弄清真相，得先看懂方孝孺和朱棣的真实角色。

方孝孺出身浙江宁海的儒学世家，20 岁就拜宋濂为师，是 “程朱理学” 的忠实追随者。在他眼里，建文帝是正统，朱棣 “以藩伐君” 就是谋反，坚守 “君臣大义” 是他的底线。这种气节让他成为后世儒家推崇的 “忠臣典范”，但也让他在朱棣眼里成了 “眼中钉”—— 不驯服的文人，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朱棣呢？他本是朱元璋第四子，驻守北平，骁勇善战。建文帝登基后推行 “削藩”，朱棣以 “清君侧” 为名起兵，本质是一场权力争夺。他进城后确实杀了不少建文帝旧臣，比如齐泰、黄子澄，史称 “壬午殉难”，但目的是清除政治威胁，而非单纯 “报复文人”。

有趣的是，朱棣后来也做了不少推崇儒学的事，比如命人编修《永乐大典》，重用解缙等文人。如果他真因方孝孺一句话就 “诛十族”，未免太不符合他 “务实帝王” 的形象。

关于 “诛十族” 的真实性，史学界吵了几十年，主要分两派：

一派认为是 “后世抹黑”。比如历史学家吴晗在《朱元璋传》里提到，“诛十族” 是明末文人故意夸大，目的是借方孝孺的悲剧，讽刺当时宦官专权、皇帝昏庸的现状。毕竟明末动荡，文人需要 “忠臣典范” 来唤醒人心，方孝孺的故事越悲壮，越有感染力。

另一派认为 “有扩大，但非十族”。他们根据《明史》“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 的记载，推测朱棣确实扩大了诛杀范围，把方孝孺的亲友也算进去了，但 “十族” 是野史的夸张说法。比如方孝孺的堂弟方孝复，当时被流放，后来还被赦免，要是真诛十族，他不可能活下来。

还有个关键证据：方孝孺的文集《逊志斋集》。这本书是他死后，门生偷偷收集整理的，里面没提 “诛十族”，只写了自己 “以身殉国”。如果真有 “诛十族” 这样的大事，门生不可能不记载。

如今再看 “方孝孺被诛十族” 的故事，其实早已超越历史事实本身。

有人信它，是因为渴望 “忠臣气节” 的精神寄托 —— 在乱世中，总需要有人坚守底线，方孝孺的 “宁死不屈”，成了这种精神的象征。有人质疑它，是因为尊重史料真实 —— 正史与野史的区别，正是历史研究的核心，不能把传说当事实。

但无论 “诛十族” 是真是假，有两点是确定的：一是方孝孺确实为坚守信念而死，这种气节值得尊重；二是朱棣登基后，确实通过政治手段巩固统治，既有铁血的一面，也有推崇文化的一面，不能简单用 “暴君” 二字概括。

600 年过去了，南京的明故宫遗址早已荒草丛生，但方孝孺的故事还在被讨论。或许，比 “诛几族” 更重要的，是我们从这段历史里学会：既要敬畏先辈的气节，也要学会用理性的眼光，分辨史料中的真实与传说。